第二天上午，沈清漪去了那条河。
她小时候去过的，陈家老宅往东走三里地，穿过一片杨树林，再下一个小土坡就到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记忆里的河面比现在宽，水比现在清，岸边的石头也比现在多。她沿着田埂走过去的时候，发现杨树林还在，但稀疏了许多，有几棵老树只剩了半截桩子，断面发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雷劈的。
河还在。但水浅了，河床收窄了将近一半，露出大片干涸的沙底，上面长着密密的野草。只有中间那一绺还在流，细细的，慢吞吞的，像一根就要断掉的线。
她站在河边找那块石头。找了很久，沿着岸边来来回回走了两趟，才发现它半埋在泥沙里，露出浑圆的背脊，表面长了一层青苔，滑腻腻的。跟照片里那块干净的、棱角分明的石头比起来，它像是老了三十岁，瘦了，也塌了。沈清漪蹲下去，用手扒开石头底部的沙土，想看看能不能让它露出多一点原来的样子。沙土很湿，下面是黏泥，扒了几下指甲缝里就嵌满了黑乎乎的东西。
她索性在旁边的沙地上坐下来，面朝河水。冬天的河风冷，但今天太阳好，晒在后背上暖暖的。她把膝盖拢起来，胳膊搭在上面，看着那一绺细水缓缓地往前淌。水流得很慢，慢到几乎看不出在动，只有水面上一片枯叶被带着转了个弯，才能证明它还在往前走。
她坐了大概有半个钟头。什么也没想。但脑子里那些旧纸、旧照片、被擦去的字，在河水的流速面前慢慢沉淀下去了。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攥紧了的拳头，正一点一点松开。
后来她站起来，沿着河岸往下游走了一段。走了大概两里地，看见一座水泥小桥，桥面窄得只容一辆板车通过，栏杆锈得不成样子。她走到桥中间往下看，这里的水比上游稍微宽一些，也清一些，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圆圆的，被水冲了不知道多少年，棱角全磨平了。
她掏出手机拍了一张桥的照片。又拍了河面。又拍了远处那片越来越稀疏的杨树林。然后她翻了翻相册，看着自己拍下来的这些——枯河、旧桥、矮树林——忽然觉得这些东西跟自己昨天在偏厦里翻到的那几幅画面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都在这里，却都不像它们自己了。石头不认得自己了，河也不认得自己了，但当年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认得它们。那个人大概也老了吧，也许早就不在这世上了。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慢。经过杨树林的时候，她发现林子里有一棵树的树干上刻着字，刻痕很深，被树皮裹进去了一半，露在外面的那半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她凑近了看，勉强辨认出两个字母，应该是名字的缩写，刻得很用劲，笔直的，像是用钥匙尖一下一下凿出来的。字母下面刻着一颗歪歪扭扭的心形，里面填着什么东西，但已经看不清了。
她伸出手指摸了摸那道刻痕。树皮粗糙地硌着指腹，那些笔画扎扎实实地陷在木头里，这么多年了也没长平。她忽然想，当年刻这两道笔画的人，心里一定跟自己昨天晚上在偏厦里读那封信时一样，觉得有些话不说出来会烂在肚子里。
傍晚回去的时候，陈渡爷爷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膝上搭着一条薄毯。沈清漪走到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老人没睁眼，但嘴角动了动，像在笑。
去河边了？他问。
沈清漪愣了一下。她没跟任何人说要去哪里。
你身上有那股味道，老人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她一眼，又慢慢合上了，水腥味，还有泥。河边的泥跟别处的味道不一样。
沈清漪在他旁边的矮凳上坐下来，把兜里的手机掏出来，翻到那张桥的照片，递过去。老人接过来眯着眼看了看，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又看了看河面的照片，然后划到杨树林的那张。他盯着最后那张看的时间最长，看完了没说话，把手机递还给她。
桥还在啊，他说，声音很平，带着一点自言自语似的恍惚，我还以为早拆了。
沈清漪把手机收起来。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西边的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在地上，一个长的，一个短的，都朝着院门的方向。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像翻着一本翻不完的书。
过了很久，老人轻声说了一句：那条河通到东海去。
沈清漪转过头看他。老人仍然闭着眼，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一潭不动的深水。但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底下有一点极轻极轻的东西在颤，轻到如果不是她正竖着耳朵听，根本不会察觉到。
她没有接话。只是把矮凳往前挪了挪，让自己更靠近藤椅一些。太阳慢慢往下沉，把两个人的影子揉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