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政府大楼门口的台阶下面站满了人。
三十几个女人、老人和孩子挤在空地上，有人站着，有人蹲着，有人抱着孩子。
地上散落着几块用木板钉的牌子，字是用毛笔写的，墨迹被夜露洇得有些模糊。
一个女人抱着婴儿站在最前面。
她裹着一条深色头巾，低着头，怀里的婴儿裹在一件明显偏大的外套里，露出半张小脸。
她旁边站着一位老人，
手里举着的牌子上写着，
——“矿没了，人也没了，政府在哪里？”
风吹得牌子微微晃动。
“我丈夫呢？”
女人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安静了。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侧门，
“我丈夫到底是死是活？
三天了，没人告诉我。
没人说他是死是活。”
她旁边那个老人转过头来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女人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婴儿，婴儿的小脸在阳光下微微泛红，嘴边有一个干涸的奶渍印。
“我已经没有奶粉了。
家里的钱都是他在管，他走了，我连他放在哪都不知道，家里已经没有奶粉了。
孩子昨天饿了一晚上。”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他们什么都不说。”
人群里有人低声接了一句：“我哥也在矿上。我妈昨天哭了一整夜。”
“他们让我们等着，让我们回家等消息。
可我们等什么？
等一个会不会回来的消息？
等一个会不会有人埋的消息？”
女人的声音没有提高，
“我们等的已经很多了，不能再等了。”
街对面围了一圈路人，没有人说话。
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男人站在那里看着，把自行车支好，没有走开。
政府大楼的侧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穿浅灰色衬衫的工作人员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他看了一眼那排牌子，
又看了一眼那个抱着婴儿的女人，
开口说了一句：“你们先回去，我们会核实情况的。”
他的声音不高，像是在宣读一段已经准备好的话。
“核实什么？”
女人抬起头看着他，“我丈夫失踪三天了。你们还在核实？”
工作人员站在台阶上没有动，像是那句话说出口之后正在等着后续回应。
他没有再说别的，
看了人群一眼，转身推门进去了。
门在他身后合拢，锁舌弹回的声音在清晨的安静里显得很清晰。
人群里没有人跟着推门，也没有人喊。
那个抱着婴儿的女人没有动。
她低下头，重新把怀里的外套裹紧了一些，遮住了婴儿的半张脸。
她等了一会儿，
像在确认门不会再开了，
才开口说了一句：“他们说没有钱买奶粉了，让我换个便宜一点的奶粉。
可是孩子喝了便宜的拉肚子。”
她低头看着婴儿的脸，
“他不知道他爸在哪。”
记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话筒，话筒上的红灯亮着，没有放下。
旁边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举的牌子上写着：“矿没了，人也没了，政府在哪里？”
老人的手在微微发抖，牌子的边角被风吹得翻动了一下。
路口停了四辆电视台的采访车。
记者站在人群外围，把话筒对准了那个方向。
一个中年女人忽然哭了出来，
声音不大，
断断续续的：“我男人那天出门的时候说要回来吃晚饭……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旁边一个年轻女人拉着她的袖口，没有松手：“我哥也在里面。
妈的，他们矿上的人说矿塌了，可连个尸体都没见着。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人呢？”
街对面围了一圈路人。
有人站着，有人蹲在路灯下面，有人把报纸叠好塞进口袋，没有离开。
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停下来，
隔着马路看了一会儿，
侧过头对旁边一个正在抽烟的人说了一句：“都是矿上的家属。”
抽烟的人把烟头踩灭：“矿都没了，人也没了。
她们除了来找政府，还能找谁？”
政府大楼的侧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穿浅灰色衬衫的工作人员走出来，没有走进人群，站在台阶上，手没有插兜。
人群安静了一下，像在等他说什么。
他看了看那排牌子，又看了看戴头巾的女人和她怀里的婴儿，没有开口，转身从侧门回去了。门在他身后合拢。
人群中有人开口问了一句：“他们不出来？”
没有人回答。
二楼的窗户后面，
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人站在窗边，
窗帘没有拉，他站在玻璃后面，看了大约一分钟，转身走开了。
电话响了。
值班警员接起来，听了几秒，用手捂住话筒：“是政府大楼那边打来的，问我们派不派人去现场。”
克莱格正在翻一份旧报告，没有抬头：“那不是我的警区。”
值班警员又说了一句：“他们还在等回话。”
克莱格放下手里的文件：“政府大楼前面的事，让他们自己处理。”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电话又响了。
值班警员接起来听了一会儿，转过来对克莱格说：“是市区巡逻警打来的。
说政府大楼门口有聚集，场面不太稳定，但没有人推挤，也没有人叫喊，就是站着，举着牌子。”
克莱格依然没有抬头：“不用介入。
如果没有冲击，就不要介入。”
又过了半个小时，电话第三次响了。
这一次克莱格接了起来。电话那头说：“我是《珀斯每日新闻》的记者。
请问警方有没有针对矿区家属聚集的应对预案？”
克莱格说：“暂时没有。”
对方又问了一遍：“没有？”
克莱格说：“没有。”
然后挂了电话。他把话筒轻轻放回座机上，打开抽屉，拿出另一份文件翻开了。
电话没有再响。
警局走廊里只有一个年轻警员站在饮水机旁边喝水。
值班室里只有翻动纸页的细响和空调外机低沉的运转声。
政府大楼门口的场景没有出现在警局的任何一份记录里，也没有被标记为需要进一步处理的事务。
······
霍尔斯特德在办公室里看到电视画面。
屏幕上，记者正站在政府大楼门口播报，镜头扫过横幅，扫过那排人，扫过戴头巾的女人和她怀里的婴儿，然后切到矿区的航拍画面。
他从屏幕里移开目光，看了一眼桌面上摊开的那份文件，
——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纸面干净，公章端正，像一封已经写好了结尾的信。
他没有再拿起它，也没有关掉电视。
窗外的街对面有一个人正站在路灯下抬头往他办公室的方向看。
霍尔斯特德没有拉窗帘，也没有移开视线。
那个人看了一会儿，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转身走了。
霍尔斯特德收回目光，伸手关掉了电视。
屏幕暗下去之后，办公室里只剩下那盏台灯亮着。
他坐在桌边，继续翻看下一份文件。
助理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份传真件：“保险公司那边给了初步回复。定性为非自然灾害，不予赔付。”
霍尔斯特德的目光没有从电视上移开：“理由是？”
“没有自然灾害的触发条件，没有地震，没有暴雨，没有雷击。
也没有人为施工的记录。
保险公司说这种情况不在条款覆盖范围内。”
霍尔斯特德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窗外阳光很好，街对面的路灯杆上挂着一面澳洲国旗，在风里微微飘动着。
他说：“贝内特那边有没有消息？”
“他打过电话来，让您别急，他这边会想办法。
他说他会以州议员的身份亲自跟保险公司谈。”
“他谈有什么用？
签合同的是矿业公司，不是州议员办公室。
最重要的是，保险公司的实力，不会怕一个议员！”
助理没有接话，轻轻合上门，退了出去。
······
保险公司悉尼总部，三楼。
会议室里坐了五个人，全是高级理赔审核人员，其中一位是理赔部总监，叫托马斯。
他看着面前桌上一叠标记过的文件，内容也是矿区消失的理赔申请。
他的手指按着文件边缘，指腹从纸张边缘擦过，像是要确认那道折痕的位置，然后他侧过身看向电话。
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那边说的是一个州议员的名字，语气平稳但带着某种明确的授权意味。
托马斯听完之后，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议员先生，您的意见我们已经收到了。
但理赔结论基于合同条款，不因任何外部因素改变。
”电话那头说：“你知道我是指谁。”
托马斯说：“我知道。但合同条款不因职位改变。”
他把话筒放回去，看了一眼对面的人：“州议员办公室打的电话。要求重新定性。”
坐在他对面的副总监问：“你怎么回的？”
“我说条款不因职位改变。”
“他会继续施压的。他后面还有人。”
托马斯靠回椅背：“施压没用。
合同写的是自然灾害，这不是自然灾害。
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介入，只要条款不匹配，我们就不会改。”
······
午间的阳光从餐厅东侧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桌布上，把几只白瓷碗的边缘照得发亮。
桌上是两道简单的菜、一碟凉拌菜和一碗汤。
林远行坐在靠窗的位置，手边的米饭还剩大半碗，目光落在客厅方向那台电视上。
电视开着，声音调得不高，但画面一直在动。
屏幕上，记者正站在一片空地前面说话，身后是空旷的地面和远处褐色的土堆，风把记者的头发吹得有些乱。
王慧夹了一小块鱼肉放进嘴里，嚼完咽下去：“新闻里又在说矿区的事了。”
她说得很慢，居移气，养移体，母亲王慧已经有了大家族老主母的雍容华贵。
王雨柔端着碗，喝了一口汤，
放下碗的时候看了一眼屏幕：“矿没了，人也没了，那那些家属怎么办？”
她的语气不高，像在问一个她不确定答案的问题。
林燕坐在林远行对面，
端着饭碗看了一会儿屏幕，
侧过头来问林北辰：“哥，他们说矿区被刮了一层，什么意思？”
林北辰夹了一根青菜，
放在自己碗沿上，
没有立刻吃：“矿区地表一层被移走了，往下挖了三米，什么都没了，包括矿脉本身。”
林燕愣了一下：“矿脉也能被刮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