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南心中一紧。
“在哪儿？”
“城西翠屏山脚下，”刁通说，“吊死在一棵松树上。”
陈浩南跟着刁通到了翠屏山脚下时，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
孟广平带人拉起了警戒线，几个捕快正在查看现场。
仰面朝天，脸色发紫，舌头微微伸出，脖子上有道明显的勒痕。
陈浩南蹲下来，仔细看。
勒痕是绳索造成的，位置在喉咙上方，压住了气管。
痕迹颜色发白，边缘有暗紫色的瘀血。
这是典型的缢死痕迹，但仔细看，勒痕的走向有点奇怪——不像是从上面吊下来的，倒像是在地面上被人勒死后，再挂上去的。
“发现时就是这个姿势，”孟广平走过来说，“绳子挂在树杈上，脚下有块青石，可能是垫脚用的。”
陈浩南看了看那棵松树。
树不高，树杈离地大概七八尺，崔慎之个子中等，踩在青石上，刚好够到树杈。
但青石上只有一个脚印。
“踩上去的脚印？”
“对，就一个，”孟广平说，“左脚。”
陈浩南点点头。
崔慎之是左撇子，踩上去用左脚，合理。
但奇怪的是，左脚踩上去，应该留下完整清晰的脚印。
但青石上的脚印只有半个，像是脚尖着地，脚跟没踩实。
如果一个人要上吊，垫脚石应该踩实才对。
除非他是被迫的。
陈浩南站起来，围着松树走了一圈。
地面上有拖曳的痕迹。
草丛向两边倒伏，从山脚方向一直延伸到树下。
仔细看，倒伏的草上有点点血迹。
陈浩南蹲下来，用手指蹭了蹭血迹。
还没干。
“什么时候发现尸体？”
“今早，”孟广平说，“有个樵夫路过这里，看到有人吊在树上，就报了官。”
“山脚这条路通向哪里？”
“前面就是官道，通往洛阳城南。往西是邙山，再走半天是龙门镇。”
陈浩南又看了看崔慎之的双手。
手上有墨迹。
左手指尖有墨，右手掌心里有墨，像是生前抓过什么东西。
陈浩南忽然想起那只白鹦鹉。
它说“血要还的”，说“错了”。
这只鸟跟着崔慎之三年了，它教它说话，肯定是崔慎之教的。
崔慎之教它那些话，是为了留下线索。
陈浩南站起来，对孟广平说：“孟头儿，我回大理寺一趟。”
“去干什么？”
“崔慎之留下的东西，可能还有我没发现的。”
陈浩南匆匆赶回大理寺，直接去找狄仁杰。
狄仁杰正在后衙喝茶。
坐在竹椅上，手里端着茶杯，眼睛半开半合，像是在想什么事。
“大人。”陈浩南拱手施礼。
“浩南来了，”狄仁杰放下茶杯，“查到什么了？”
陈浩南把藏在袖子里那张茧纸掏出来，放在桌上。
“崔慎之留下的。”
狄仁杰拿起纸，展开看，脸色渐渐凝重。
“你从哪儿找到的？”
“砚台里，”陈浩南说，“砚台是空心的，他把纸藏在里面。”
狄仁杰点点头，把纸放在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崔慎之写这些东西，写了三年，”他说，“三年前那桩灭门案，他发现了很多疑点。但当时张四虎已经画了押，案子结了，他不敢声张。”
“但他在查。”
“对，他在查，”狄仁杰说，“暗中查了三年，查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他发现，这些年来，有人也在查。”
“谁？”
“郑怀义。”
陈浩南愣了一下。
“郑怀仁的哥哥？”
“对，”狄仁杰说，“郑怀义不信张四虎是真凶，一直在申诉。他来过大理寺三次，都被韦主簿拒绝了。后来他来府上找过我，说了一些事。”
“什么事？”
“他说他弟弟死前三个月，跟人合伙做了笔西域玉石的生意。合伙人的名字，他没说，但他说那人是洛阳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势力很大。”
陈浩南说：“武承显？”
狄仁杰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想到是他？”
“三年前灭门案发生在武承显的别院，”陈浩南说，“按常理，发生在自己地盘上的案子，他应该很在意才对。但他当时说不在洛阳，后来案子结了，他也没再过问。太反常了。”
“反常，又不反常，”狄仁杰说，“武氏宗亲在洛阳城里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别院出点事，他不想牵扯进去，也是人之常情。”
“但崔慎之写的这些东西，指向了武承显。”
狄仁杰又拿起那张纸，看了几眼。
“崔慎之写得很隐晦，但有几处地方，确实提到了武承显的名字，”他说，“他和郑怀仁的玉石生意，成交的时间和地点，都记下来了。”
“这就够了吧？”
“够是够了，”狄仁杰说，“但武承显不是寻常百姓。”
陈浩南明白了。
武承显是武则天的族侄孙，挂着大理寺少卿的虚职，虽然不问案，但身份摆在那里。
崔慎之一个从七品书吏，想动他，难。
“所以崔慎之才来找您，”陈浩南说，“他想把证据交给您。”
“但他死了，没交成。”
“他在砚台里藏了三年，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陈浩南说，“他等到了，却没能送到您手上。”
狄仁杰沉默了一会儿。
“崔慎之的鹦鹉，”他说，“你说它会说几句话？”
“会说‘错了’‘都错了’‘血要还的’，”陈浩南说，“我猜是崔慎之教的，为的是留下线索。”
狄仁杰点点头。
“那鹦鹉在哪儿？”
“在崔慎之家里，”陈浩南说，“我刚才去看过，又飞回来了。”
“去把鹦鹉带回来，”狄仁杰说，“它说的话，或许能找到更多线索。”
陈浩南应了一声，转身要走。
狄仁杰又叫住他。
“浩南。”
“大人？”
狄仁杰从桌上拿起那张茧纸，递给他。
“这纸你收好。崔慎之用命留下的东西，不能丢。”
陈浩南接过纸，小心地放回袖子里。
他出了后衙，穿过仪门，正要往外走，迎面碰上一个人。
那人四十来岁，穿着从六品官服，脸阴沉沉的，正是大理寺主簿韦元伯。
“陈捕头。”韦元伯拱手，“听说崔慎之死了？”
“查过了，”韦元伯说，“上吊自尽。归档房的书吏说，他前几日精神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大约是什么东西附了身。”
韦元伯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韦主簿知道崔慎之死前来找过您，想调阅三年前的卷宗？”
韦元伯的脸色稍微变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