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亚斯的脚步比拍摄期间更沉，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某种粘稠的介质里，膝盖提起的高度比正常人走路时要低一些。
安德烈亚斯走进巷子深处那间他用三个月的租金抵押来的房间时，门板在他身后合拢时发出一声闷响。
落萼薇没有跟进去，她只是站在巷口的阴影里，隔着一段距离看着那扇关上了的门。
后来落萼薇通过外围层的渠道了解到了安德烈亚斯的情况。
在安德烈亚斯参加《地狱屋》的那段时间里，他原本在一家货运公司做搬运工，每个月拿到的工钱刚刚够支付他和母亲的房租和基本的伙食费。
那个工作是安德烈亚斯靠着邻居的介绍才得到的，没有任何正式合同。
所有雇佣关系都建立在“每天早晨六点到岗、干完当天的活就能拿到当天的钱”这个口头约定上。
安德烈亚斯缺席了十三天，等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岗位已经被人顶替了。
安德烈亚斯去公司办公室找工头，工头坐在一张堆满单据的桌子后面，连头都没抬，只说了一句“人满了”，就不再理他。
安德烈亚斯的母亲在他参加节目期间独自在家里待了十三天。
安德烈亚斯的母亲膝盖不好，无法下楼去买菜，平日里靠安德烈亚斯每天下班后带回来的食物活着。
那十三天里，安德烈亚斯的母亲靠着橱柜里剩下的半袋面粉和一小罐腌菜撑过了前五天，第六天开始她就只能喝盐水了。
第八天的时候，安德烈亚斯的母亲试图自己下楼去巷口的面包房买一条黑麦面包。
但膝盖在楼梯转角处突然失去了支撑力，整个人从第七级台阶上滚了下来，额头撞在了墙角的铁质水管上。
邻居听见响动后把安德烈亚斯的母亲扶回了房间，给她包扎了伤口，但没有人帮她去买食物。
第十天的时候，安德烈亚斯的母亲的身体开始出现浮肿，双脚肿胀到她穿不上自己唯一的鞋子。
安德烈亚斯回来那天打开门的时候，看见母亲蜷缩在床角，额头上的纱布已经变成了暗褐色，嘴唇干裂到渗出了血丝。
落萼薇在收到那份外围层提交的简要报告时，坐在密室的桌前把那份报告从头到尾读了三遍。
窗外冬日的天光已经是一种冷调的银灰色，把房间里的阴影切割成锐利的几何形状。
落萼薇把报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纸页边缘停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用指节抵住眉心，在心里对自己说：
“安德烈亚斯走的时候以为那笔奖金能改变一切。他回来了才发现，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那个需要被改变的东西已经被他自己亲手推入了更深的泥潭。”
“参加节目之前安德烈亚斯至少还有一个搬运工的工作和一份能勉强糊口的收入。参加节目之后他什么都没有了。”
但落萼薇没有让那种认知影响第二期节目的推进，第二期的“极限生存挑战”在另一间经过改造的地狱屋建筑里拍摄完毕。
房间内部的照明系统被重新调整了——
暖黄色的灯光换成了冷白色的，天花板上的窗口从原来的圆形改成了长方形，送餐的时间也从固定时刻改成了随机。
这一次的参赛者一共有十六人，来自更广泛的招募范围——
有码头的装卸工、杂货铺的帮工、煤矿的临时工、失业的纺织女工，还有三个从南方殖民地偷渡过来的年轻人。
规则和第一期一样：按下按钮退出的人越多，最后的赢家拿到的赏金就越高。
但这一次节目组加了一个新的变化，节目组没有提前告知参赛者的是：在最后三人竞争时，那扇窗口将不再发送食物。
这件事是落萼薇在拍摄开始前三天跟导演组单独商议后决定的。
导演组那位负责内容设计的中年男人在听完落萼薇的提议后沉默了一段时间，他用手捏了捏鼻梁，然后说：
“这意味着最后三个人必须在饥饿的状态下继续竞争，直到其中两个人承受不住选择了退出，或者他们出现严重的生理反应必须被强制终止。”
落萼薇当时的声音不高但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被反复推演过的事实：“这个变化能够产生更多我们可以观察的数据。”
“人不吃东西可以活大约三周左右，少一顿不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但那种饥饿感本身会改变他们的决策模式。”
“他们在饥饿状态下做出的选择，会比他们在正常状态下做出的选择更接近他们对生存的底层判断。”
第二期节目播出后的反响比第一期更热烈，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开始多了起来。
有人写专栏称赞节目“以极端的形式揭示了人性的韧性和脆弱”，也有人批评节目“把人的尊严放在了一个可以被货币衡量的天平上”。
落萼薇注意到那些批评的声音被淹没在了更大的讨论声浪里。
更多的人在讨论的是“如果你是参赛者你能撑多久”和“那个最后留下来的赢家拿到的钱到底够不够改变人生”。
那些讨论把节目的核心从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的实验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人承受能力的娱乐话题，而那个转变本身正是落萼薇想要观察的。
第三期节目开拍之前，落萼薇坐在密室里翻看共济会外围层提交的一份市场反馈汇总报告。
报告上写着，在《地狱屋》和《善行现场》两档节目相继播出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人们在谈论慈善和公益的时候，开始有意无意地把那些话题和商业利润、收视率、广告收益放在一起讨论。
一个在贵族沙龙上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你们觉得那个节目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多少？”
另一个在街头巷尾的闲聊中出现频率更高的说法是：“如果我是节目策划者，我会把下一期的挑战设计成那样，肯定能吸引更多赞助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