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已经加强了对相关区域的巡逻，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落萼薇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得更低了一些，低到几乎只能听见播报员声音的尾音在空气里飘散。
落萼薇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扇推开到最大，让深秋的冷风灌满整间书房。
花园里的梧桐树在风里摇晃着，那些枯黄的叶子被风卷起来，在空中翻卷着，然后落在石板小径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落萼薇把手肘撑在窗台上，双手交叠垫着下颌，目光落在花园尽头那排已经开始落叶的玫瑰丛上。
那些玫瑰的枝条在深秋的风里变得干瘦而僵硬，残存的花瓣边缘卷曲发黑，像是被火燎过的纸片。
“勒死自己的孩子，”落萼薇在心里对自己说，声音压得很低，只有她自己能听见，“三个孩子，七岁，五岁，两岁。”
“最大的那个已经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自己喊妈妈了。最小的那个可能才刚刚学会说完整的句子。”
“那个母亲在把绳子套上第一个孩子的脖子时，那个孩子是什么表情？第二个孩子有没有看见第一个孩子的脸？”
“第三个孩子是不是在哭，是不是在喊妈妈，是不是伸手去够她的衣角？”
落萼薇闭上眼，把额头抵在窗框冰凉的木面上。
落萼薇想起杨素行的记忆里那些关于母亲的事——杨素行的母亲在菜市场卖菜，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货。
杨素行的母亲双手因为常年浸泡在冷水里而裂开一道道口子，冬天的时候那些口子会渗出血丝，她用胶布缠住继续搬菜筐。
杨素行的母亲在杨素行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背着他走了三公里路去镇上的卫生所。
那天晚上下着雨，泥路滑得站不稳，杨素行的母亲摔了两次，膝盖磕在石头上，但她始终没有把背上的孩子放下来。
杨素行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爱这个字，她只是每天把饭菜做好，把衣服洗好，把家里收拾好——
然后在杨素行出门上学的时候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背影拐过村口的歪脖子槐树才转身回去。
那些记忆在落萼薇的意识里翻涌着，带着一种朴素的、没有任何修饰的、完全出自本能的温度。
而此刻收音机里那个女人的故事，那个被上千人高喊“我们都是她”的女人，那个趁丈夫出门买药和外卖的间隙勒死自己三个孩子的女人——
落萼薇无法把那个女人的脸和杨素行记忆中母亲的脸重叠在一起。
她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远到像是两个物种。
落萼薇把窗扇拉回来合上，转身走回书桌前，把那台收音机的旋钮拧到了关闭的位置。
扬声器格栅里最后一丝声音消失了，书房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风穿过梧桐枝桠时发出的呜呜声。
落萼薇坐回椅子上，把那本夹着稿纸的硬纸夹重新翻开，但她没有继续润色那篇小说。
落萼薇的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过了好一会儿才落下去，在稿纸的背面空白处写下了几行字。
那些字不是小说里的句子，是落萼薇自己在这一刻的想法，落萼薇用中文写的，笔迹比平时更用力，墨迹在纸面上洇开得比平常更深。
“如果我的母亲，伊莲娜，当年没有因为难产而死，如果她活下来，把我养大。”
“然后有一天她从报纸上读到这条新闻，读到那个女人的故事，读到上千人高喊‘我们都是她’——”
“如果她看完之后热泪盈眶地把报纸贴在胸口，说她理解那个女人，说她如果处在那样的处境里也会做同样的选择——那我该怎么办？”
落萼薇把笔尖停在那行字下面，停顿了很久。
然后落萼薇换了一行，继续写：
“如果我的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攥着那份报纸，眼里含着那种被感动之后的泪水，对我说‘落萼薇，你不懂，等你当了母亲你就明白了’——”
“我会不会当场把那只茶杯砸在她脚边？我会不会转身跑出庄园，找到那些在贫民窟里收人入伙的黑帮，跟他们说我要加入？”
“因为如果那个生我的人、那个应该保护我的人，她的眼泪和她的感动是献给一个杀死了自己三个孩子的女人——”
“那我待在这个家里的每一分钟都会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落萼薇把笔搁下来，把稿纸翻回正面，那些小说的校样稿重新暴露在灯光下。
落萼薇看着自己刚才写下的那句关于磨坊主账本的段落，看着那个磨坊主在临死前试图抹掉账本上的血迹却怎么也抹不掉的情节。
落萼薇在心里对自己说：“资本主义碾碎人，碾碎的方式是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合理的事情。”
“那个磨坊主在做决策的时候是合理的，那些佃户和学徒在被碾碎的时候也是合理的，因为整个系统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运转的。”
“但资本主义碾碎人的时候，它不会只碾碎一种人。”
“它碾碎工人的同时也在碾碎工人的妻子，碾碎工人的孩子，碾碎那些在系统里被定义为‘次要的’、‘附属的’、‘没有独立价值’的人。”
落萼薇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那节奏比平时更慢，像是在给一段正在成形的念头打拍子。
落萼薇在心里继续往下推演：“那个勒死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的女人，她有没有可能是被碾碎的人？当然有可能。”
“她可能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出租屋里，她的丈夫可能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回来之后倒头就睡，她可能独自面对三个孩子的哭闹、饥饿、生病、尿床——”
“她可能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因为她的父母在别的地方打工，她的邻居跟她一样被困在各自的笼子里。”
“她的绝望可能是真实的，她的崩溃可能是结构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