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出了一道题——‘三加二等于几’，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回答‘五，但也可以是六，因为课本上的练习册里出现过‘三加二等于六’的算式。”
“我问他是哪本练习册，他指给我看，那是教师工会审定的官方练习册。”落萼薇的目光在那段话上停了几秒钟。
落萼薇翻到同一份报纸的另一页，那里刊登了一篇更早的报道，报道中引用了当时一位地方工会理事的发言：
“教材的内容应当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教材的难度。”
“赫利俄斯王国的教育理念是‘快乐教育’，让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而不是用枯燥的算术题去压迫他们的天性。”
“我们不必让所有孩子都成为数学家——”
“对那些在算术方面确实存在困难的学生，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而不是用统一的考试标准去衡量他们的价值。”
落萼薇把报纸合上，放在桌面上，然后用手指按了按眉心，感受着指尖底下那根血管突突跳动的节奏。
落萼薇后来通过共济会的外围层渠道，收集到了一份关于教师工会实际运作方式的内部报告。
那份报告是由一位曾在地方工会秘书处工作过三年的前职员提供的，纸张是普通的白色打印纸，页边有些微卷。
报告上面的字迹用打字机打出，段落之间留有比正常间距更宽的空行，像是在刻意让阅读者能够清楚地辨认每一个词。
报告的开头写道：“教师工会在名义上是一个为教师权益服务的行业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它已经演变成了一套以教育权力为核心的资源交换系统。”
“工会常务理事会的成员由各教区选举产生，但由于选举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实际的席位分配往往由少数几个具备雄厚资金支持的地方派系主导。”
报告翻到第二页，有一段关于教材审定的详细描述：“教材审定的过程通常分为初审和终审两个阶段。”
“初审由工会下属的教育标准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十二名成员组成，其中六名为在职教师，另外六名为教会教育部的特派代表。”
“初审通过后的教材会进入三个月的公示期，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可以提出异议，但异议是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常务理事会的最终裁定。”
“据统计，过去五年内公示期内提出的异议共计七百余件，被采纳的仅有两件，且被采纳的两件均属于对非核心内容的措辞调整，不涉及任何根本性改动。”
报告在第三页提到了一个更具体的案例：“两年前，某教区的工会分会在收到一笔数额较大的捐助后，对辖区内三所小学的数学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的教材将‘减法’的教学顺序从原本的第三学期提前到了第二学期，同时删减了两个关于分数对比的章节。”
“调整方案未经教育标准委员会的正式评估，仅由分会常务理事会五位成员一致同意后即生效执行。”
落萼薇把那份报告翻到最后一页，那里附着一份关于某政党与教师工会之间合作关系的简要说明。
报告写道：“该政党在过去一年内，向全国教师工会联合会捐赠了一笔总额约等于工会全年经费预算的款项。”
“在捐赠完成后的次月，工会联合会的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定在下一学期全国统一使用的幼儿园教材中，增加若干关于性别身份多元性的讨论内容。”
“该决议在理事会内部以多数票通过，反对票不足三分之一。”
“新教材的审校工作在两个月内完成，印刷和分发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全部落实。”
“与此同时，该政党还在多个城市设立了免费的咨询和医疗服务点，为有意愿改变自身性别身份的公民提供相关咨询、心理辅导和后续治疗。”
“这些服务全部由政府拨款和政党资金共同支持，据公开的数据显示——”
“该服务启动后的第一个季度内，接受相关咨询和后续治疗的人数达到了此前同类服务全年总人数的三倍左右。”
落萼薇把报告合上，放在桌面上，她的手指在纸页边缘停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走向窗口，窗外花园里的树冠在风中微微摇晃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落萼薇通过赫尔曼的安排，以“教育政策研究学者”的身份接触了一位曾在平民学校任教多年的退休教师。
那位退休教师住在城南一条窄巷尽头的一栋旧公寓楼里，房间不大，靠墙的桌上堆着一摞旧教案和几本翻得卷了边的书。
退休教师坐在那张旧扶手椅上，双手搁在膝盖上，说话时声音带着一种长期在课堂上说话后留下的沙哑尾音：
“我干了三十七年，前十五年在城南一所有教会背景的平民学校，后二十二年在另一所由政府拨款但由工会管理的小学。”
“工资一直没有超过贫困线太多，最困难的那几年，我每个月拿到手的钱连房租和基本伙食费都不够。”
“那时候我每天下班之后要赶去城西的一家酒馆，那里有一间地下室改的演出厅。”
“我每周去三到四次，在台上表演钢管舞，赚取额外的收入来填平生活的缺口。”
“我从一个教语文和算术的教师变成了一个晚上在钢管上旋转的人，但这两份工作之间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要求我学会如何压制自己真实的感受，让表面看起来比实际更稳定、更有吸引力。”
落萼薇坐在对面的矮凳上，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退休教师继续说道：“我后来自己总结了一下，为什么教师的待遇会低成那样。”
“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一个道理——当一个人读了太多书之后，他就会开始质疑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