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树苗移栽到试验田里之后，曾纪寿在矿区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他每天早晨从东万律矿区的临时住所出发，沿着卡普阿斯河岸步行半个多小时，穿过一片新开的菜地和几排矿工棚屋，到达坤甸近郊一栋刚刚修缮完工的两层木楼前。
这栋楼原本是荷兰人留下的殖民地税务所，荷兰人走后空置了好几年，门窗被白蚁蛀得千疮百孔，屋顶的瓦片碎了将近三分之一。
曾纪寿让矿工们用矿区剩下的铁皮补了屋顶，把蛀空的窗框换成柚木，又从坤甸港的旧货栈里淘了几张还能用的荷兰书桌，摆在二楼朝南的房间里。
那间房的窗户正对着卡普阿斯河，从窗口能望见河面上来来往往的华人货船和葡萄牙巡逻艇。
“曾先生，这块匾的葡文部分我已经写好了——
‘坤甸华人子弟葡语学堂’。
客家话的翻译是您亲自写，还是请兰芳公馆的账房先生来写？”
博尔热斯上校站在二楼教室门口，手里拿着一块刚刨光的柚木板，板面上用黑漆写了工整的葡萄牙文校名。
他今天穿了便服，没有佩枪，袖口卷到手肘。
今天他不是远征军指挥官，是学堂的第一任葡语名誉校长。
“我来写。”
曾纪寿接过毛笔，在柚木板的另一侧用客家话写下同样意思的几个大字。
他的字迹沉稳而苍劲，每一个笔画都像矿脉的走向一样清晰有力。
写完搁下笔，他退后两步端详了片刻。
“罗芳伯当年在坤甸办了一所学堂是华文他让矿工的孩子们认字念书。
荷兰人来了以后学堂被封了，很多年后又恢复了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的学堂重新开起来，用的教材是葡萄牙人编的，但黑板上的第一个字要让孩子们认得，不管是用葡语念还是用客家话念，都要认得。
博尔热斯上校，这批学生的年龄跨度很大，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八岁。
大部分是矿工子弟，他们的父亲在矿井里挖金砂，母亲在河边淘金。
有几个是码头搬运工的孩子，还有两个是兰芳公馆理事的孙子。
他们都不会说葡语。”
“不会说葡语没关系。
苏里南的印度裔和爪哇裔劳工也不会说葡语，安哥拉的非洲本地人也不会说葡语。
帝国的殖民地教育体系从一开始就是面向非葡语母语学生设计的。
‘实用葡语’教材的第一课不教语法，不教字母表，只教最基础的日常会话：名字、年龄、家庭成员、矿井安全口令。
这套教材在罗安达和帕拉马里博已经验证了效果。
坤甸学堂的教学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每天上午两小时葡语课，下午两小时客家话读写课，由本地教师担任；第二阶段，半年后增加数学和基础科学课，全部用葡语授课，由澳门总督府派遣的双语教师负责。
这个过渡阶段的衔接至关重要，孩子们需要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建立起对葡语的基本信任，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被强迫学习的殖民者语言。”
“双语教育。
这个概念荷兰人在这里统治了两百多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只要求华人矿工干活、纳税、服从，从来不管矿工的孩子们能不能认字。
矿山里的第一代移民还保留着客家传统，第二代、第三代出生在这里，很多人不会说客家话，也不会说荷兰语。
他们活在一种没有文字支撑的状态里，既不读中文典籍，也不识西方字母。
帝国在这里办学堂，不是施舍，是对这些孩子的父母为帝国开采黄金的回报。
他们的父亲在矿井里流汗，他们的孩子就应该在学堂里认字。
双语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的本地化，我们不可能永远依赖澳门派遣的教师，坤甸学堂需要培养自己的本地教师队伍。
我建议从第一批学员中选拔一些年龄稍大、学习进度较好的学生，经过系统培训后担任初级葡语助教。
他们在社区中有天然的亲和力，比外来教师更容易赢得家长和孩子们的信任。”
学堂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挤满了六十多个孩子。
还有十几个成年人站在教室后排，大多是矿工，刚从井上下来，还没来得及换掉沾满矿砂的工作服。
一位葡萄牙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本翻旧了的“实用葡语”教材。
他在安哥拉矿区教过东欧移民和非洲本地人识字，在苏里南矿区教过印度裔和爪哇裔劳工识读合同条款，但今天是他第一次站在华人矿工子弟的教室里。
他背后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坤甸矿区示意图，标注了蒸汽泵房、柴油碎矿机房和氰化提金厂的位置，旁边有一行工整的葡萄牙文字：帝国在婆罗洲的第一座矿井——梁阿金矿井。
“孩子们，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葡语句子是——‘Bom dia, professor.’ 这句话的意思是‘早上好，老师。’
跟我念——Bom dia, professor.”
他用缓慢而清晰的葡萄牙语念出每一个音节。
讲台下，一个坐在第一排的七岁男孩。
他是梁阿福的孙子梁阿金，用细小的嗓音跟着念了一声。
老师走到他面前蹲下来，让他再念一遍。
小梁阿金抬起头，声音比第一次大了一些。
他点了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包在彩色糖纸里的糖，轻轻放在男孩的掌心。
然后他继续走到第二排、第三排，让每个孩子轮流念出他们人生中第一个葡萄牙语句子。
教室里念“早上好，老师”的声音此起彼伏，从生涩到渐渐整齐，从细弱到渐渐响亮。
曾纪寿站在教室后排，旁边是刚从东万律矿井里上来的几个老矿工。
其中一个手臂上文着“罗芳伯”三个字的花白头发矿工。
他是曾纪寿的堂叔曾文兴，在东万律矿井里干了超过四十年，荷兰人封井的时候他被迫在河对岸种了好几年菜，井口重新打开那天他又回去下井了，用客家话对曾纪寿感慨，当年罗芳伯办学堂的时候教室还没这么亮，用的是煤油灯，课本是手抄的《三字经》，教孩子们背人之初性本善。
现在孩子们念的是外国人编的书，但念书的模样还是一样的。
曾纪寿回应说，背《三字经》是让矿工的孩子们记住自己的根，念葡语教材是让他们有朝一日能在帝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分工里找到比他们父辈更多的出路。
他们不需要忘掉自己是客家人，但他们也需要知道怎么用葡语签合同、看懂采矿许可证、在法庭上听懂法官的问题。
“矿工们在矿井里把一块一块金砂从岩石里敲出来，他们的孩子从今天起一块一块地捡起葡语词汇。
开采金矿靠的是力气和工具，开采知识靠的是耐心和制度。
帝国在这片土地上的根基不在于蒸汽泵和柴油机，那些机器迟早会老化、会被替换。
根基在于，十年以后第一批从这间教室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能在坤甸港的码头、东万律的矿井和兰芳公馆的咨议局里用葡语跟葡萄牙人对话，也能用客家话跟他们的祖辈对话。
双语教育不是让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挣扎，是让他们在两种世界之间自由穿行。”
博尔热斯看着这一幕，对曾纪寿说了这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