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人端饭上来了，育良书记却说饭太多了怕撑着。”
“育良书记是怕干部队伍撑着，还是怕端饭的人把饭端到别人桌上去了？”
这话捅得刁，刁就刁在它把三碗饭的比喻从量的问题扭到了权的问题。
你高育良担心的不是干部队伍吃不吃得消，你担心的是沈如晦把饭端到了你够不着的地方。
你担心的是沈如晦端着饭在汉东的官场上走了一圈，走到谁家谁就得站起来迎接，走到谁家谁就得说一声沈部长辛苦了。
你高育良在汉东经营了二十多年，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
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组织部长端着饭在省委常委会上走过来走过去，而你只能坐在角落里看着？
这才是你真正担心的东西。
高育良当然不会认这个账，。
“如晦同志，你说权，那我跟你讲个更大的东西。”
“你所有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组织部发文件、定方案、派专员，全省一百零六个县市区被动接受。”
“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有没有效果？有效果。”
“可有没有隐患？有隐患。”
“隐患就是干部队伍没有参与感，没有参与感就没有认同感，没有认同感就没有主动性。”
“你推考核方案，可考核方案是组织部定的，地市只能执行。”
“你派经济专员，可经济专员是组织部选的，县市只能接收。”
“你查月牙湖，可调查组是组织部牵头的，吕州只能配合。”
“从上到下全是组织部说了算，那地市和县区的积极性在哪里？”
“改革是全省的事，不是你组织部一家的事，你不能把全省干部都当成执行命令的机器人。”
这话说完，言昭明微微点头，孔允达也点了点头。
高育良这个共识论确实狠，狠就狠在它质疑了沈如晦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你改革的方向对，可你的改革方式是自上而下强推的，这种改革缺乏群众基础，缺乏干部认同。
今天你沈如晦在汉东推得动，明天你调走了，这些改革全都要翻盘。
这个角度戳中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隐忧，言昭明和孔允达都微微点头，因为这个隐忧确实存在。
沈如晦的回应来得极快，极准，极狠。
“育良书记这个共识论我认真听了，可我想请教一个历史问题。”
“商鞅变法，有没有共识？”
“没有，秦国旧贵族全都反对，可商鞅推了，秦国强了。”
“王安石变法，有没有共识？”
“也没有，司马光带头反对，可王安石推了，宋朝的财政危机缓解了。”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有没有共识？”
“还是没有，江南士绅全都抵制，可张居正推了，明朝的国库充实了。”
“育良书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改革，事前都没有共识。”
“因为共识这个东西，是改革成功之后自然形成的，不是改革之前刻意追求的。”
“你等所有人都点头了再动手，那叫改良，不叫改革。”
“汉东的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你还在等共识，等来的只有烂摊子。”
高育良开始了他的反击。
“如晦同志，你举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的例子，那我倒想请教。”
“商鞅最后被车裂了，王安石被罢相了，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了。”
“如晦同志举这三个人的例子，是想告诉我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高育良替汉东的干部队伍捏一把汗。”
沈如晦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刻接上。
“育良书记，商鞅被车裂了，可秦国的变法没有停。”
“王安石被罢相了，可宋朝的青苗法没有废。”
“张居正被抄家了，可一条鞭法延续到了明朝末年。”
“改革者个人可以倒下，但改革本身不会倒。”
“育良书记，你想让我倒，我无所谓。”
“可汉东的反腐不会倒，汉东的干部考核不会倒，汉东的经济专员不会倒。”
“这些制度一旦立起来，就算我沈如晦走了，它们也会继续运转。”
“这才是改革真正的力量——不是改革者的力量，是制度的力量。”
这话说完，言昭明在心里给沈如晦打了个满分，傅安邦的眉头也舒展了一些。
沈如晦这番话不仅驳了高育良的改革者没有好下场论，还把改革从个人行为升华到了制度建设。
你高育良说我沈如晦会倒，好，我承认我可能会倒。
可我倒了，制度还在，反腐还在，考核还在。
你高育良能把我一个人搞倒，你能把一套制度搞倒吗？
你能把一百零六个县市区的考核方案搞倒吗？
你能把全省干部的经济专员搞倒吗？
不能。
所以你高育良今天跟我争的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在争一个不可能赢的东西。
李达康终于逮到了补刀的机会。
“育良书记，您讲共识，那我请教一个问题。”
“当年您在吕州批月牙湖美食城的时候，有没有跟吕州老百姓达成共识？”
“有没有跟吕州被拆迁的居民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