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的话落地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足足三秒钟。
李达康坐在那里，很不屑。
老高啊老高，你煎了二十年的鱼，把鱼煎糊了不说，还怪别人翻锅翻得太勤，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沈如晦没有急着接招，而是思考对策，不得不说，高育良这老狐狸确实有两把刷子。
烹小鲜这个比喻最毒的地方在于，它把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关系简化成了厨师和鱼的关系，把复杂的利益博弈抽象成了火候和翻锅的技术问题。
一旦你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你就掉进了高育良预设的陷阱——你会不自觉地去论证翻鱼翻得对不对，而忘了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鱼是谁放进锅里的，这火是谁烧起来的。
沈如晦打定了主意，他不接翻鱼那个茬，他要从火候这个角度切入，把高育良那个比喻的底座给掀了。
“育良书记，煎鱼确实不能翻得太勤，翻得太勤鱼就碎了，这个道理我完全认同。”
高育良微微颔首——你认同就好，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往下谈了。
可沈如晦接下来的话，让他那口刚松下来的气又悬了回去。
“可我想请教育良书记一个问题——汉东这锅鱼，是谁放在灶上的？”
“育良书记说是赵立春同志，这个我不否认。”
“赵立春同志在汉东主政二十三年，把鱼放在灶上的是他，点火的是他，把火调到最大的也是他。”
“二十三年间，汉东的GDP增长很多，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这些成绩是赵立春同志的功劳，我沈如晦从来没有否认过。”
“可二十三年间，汉东的干部队伍出了问题，丁义珍跑了，大风厂差点炸了，月牙湖臭了五六年，这些账是不是也该算一算？”
“育良书记当年是吕州市委书记，是这锅鱼的掌勺人之一。”
“火候大了您没关火，鱼快糊了您没揭锅，现在有人来关火了，您反倒说关火的人动作太大。”
“这叫掌勺的人不认账，反倒怪救火的人水浇多了。”
这话说完，高育良不开心了，但也挺佩服沈如晦的。
这年轻人确实厉害，他那个烹小鲜的比喻本意是论证改革节奏太快，可沈如晦把火候论往里一塞，整个比喻的底座就塌了。
因为火候论的核心是责任归属，你高育良当年也是掌勺的，火大了你没关，现在别人来关火，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关得太猛？
如果反驳说火候是赵立春烧大的，那就等于把责任推给老领导，传出去就是忘恩负义。
如果说火候不大，那丁义珍跑了怎么解释，月牙湖臭了十年怎么解释。
这个问题怎么答都是坑，怎么答都不对。
高育良到底是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的人，他很快就做出了判断——不能接火候这个茬，得另辟蹊径。
“如晦同志，你说火候，那我跟你讲个更实在的东西。”
“你到汉东四个月，查丁义珍、查月牙湖、动反贪局，三件事同时推。”
“我打个比方——一个人饿了三天，你给他一碗饭，他吃了能活。”
“你给他三碗饭，他吃了能撑死。”
“汉东的干部队伍饿了三年，丁义珍跑了之后又饿了三个月，现在你一口气端上来三碗饭，三碗饭同时吃，干部队伍撑死了怎么办？”
这话一出口，田国富立刻点头，育良书记到底是育良书记，这一招比烹小鲜狠多了。
烹小鲜讲的是节奏，三碗饭讲的是密度，节奏可以调整，密度是实打实的数字。
你沈如晦四个月动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这是事实吧？
你四个月查了三个案子，这也是事实吧？
三碗饭同时端上来，干部队伍消化不了，这个逻辑你沈如晦怎么破？
言昭明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高育良这个三碗饭的比喻确实有杀伤力，因为它直指改革密度过大的问题。
你做得都对，可你做太多了，多到干部队伍受不了。
这个角度比烹小鲜更加刁钻，因为它把问题从对不对扭到了多不多，从方向扭到了剂量。
在官场上，方向错了可以改，剂量过了却是既成事实，改都改不回来。
老高啊老高，你可真会偷换概念。
三碗饭是你说端就端的？
汉东的问题积了二十年，你让沈如晦四个月解决，然后嫌他端了三碗饭？
这叫什么？
这叫自己不洗碗，还嫌别人洗碗声音大。
可李达康也知道，高育良这个比喻确实有杀伤力，他一时半会想不出一个足够漂亮的反驳角度，只能先看沈如晦怎么接招。
孔允达的目光在沈如晦和高育良之间来回移动，心里盘算着——沈如晦这回该怎么破？
火候论已经用过了，再用就不新鲜了，三碗饭这个比喻是新出的，得用新的角度来拆。
沈如晦坐不是那种被数字游戏吓住的人，三碗饭是多是少，不取决于绝对数量，取决于参照标准。
你高育良说三碗饭多，那我问你，汉东的干部队伍饿了多久？
“育良书记这个三碗饭的比喻，我听着比烹小鲜更接地气。”
“可我想请教育良书记一个问题——丁义珍跑的时候，汉东干部队伍饿不饿？”
“丁义珍跑了，光明区财政被掏空了十几亿，八十万老百姓的社保医保都成了问题，汉东干部队伍饿不饿？”
“饿。”
“月牙湖臭了没人管，吕州老百姓连窗户都不敢开，汉东干部队伍饿不饿？”
“还是饿。”
“大风厂私藏二十吨汽油差点炸了，几百号工人准备拼命，汉东干部队伍饿不饿？”
“还是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