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到了省厅。方同志把U盘插进电脑，文件导出来。屏幕上跳出一页一页的台账记录，从十五年前排到今年。沈从周、周道平、郑怀远、李长庚、孙世昌、方国栋、陈启明，每一个名字都出现好几次，后面跟着项目名称、金额、审批日期。方同志翻到倒数第二页的时候停住了。那一页的最上面写着一行字：“国信办·特别项目清单·密级：绝密。”底下列了七个名字，第一个是沈从周，第二个是周道平，一路排下来，第五个是郑怀远，第六个是方国栋。第七个名字被涂黑了，涂得很厚，黑框底下只露出半截笔画，看不出是什么字。名字旁边标注着一行小字：“此人资料不在本台账内，权限不足。”
方同志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抬头看着我：“连国信办的台账都查不到他的档案。”
我把那行字看了一遍，脑子里翻了一下沈从周坐在院子里说的那句话——“你查完之后，自己也就站在最上面了。”他把号码给我的时候，知道这个结果。他知道台账最后一页会有一个被涂黑的名字，他也知道那个名字查不到。我查到这里，他让我自己选。
“这个人的资料在哪个系统里？”
方同志摇了摇头：“国信办的台账已经是内部最高权限了。如果连这个都查不到，那说明他的档案在另一个系统里，比国信办还高一级。”
“哪个系统？”
“不知道。”方同志合上电脑，“我报到省厅之后，上面会走更高一级的程序。但你得等。”
“等多久？”
“不好说。这种级别的调档，不是三天两天的事。”
我站起来走出省厅。台阶下面停着顾淮的车，他看到我出来，发动了引擎。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把那个被涂黑名字的事说了一遍。顾淮握着方向盘，安静了一下。
“沈从周给你的号码，是韩卫东的。韩卫东给你的台账，最后一页有个涂黑的名字。他把所有能给的都给了，最后一步留给你自己。”
“对。他知道我会来查，也知道我查完会站在最上面。他在看我会不会停。”
“你会停吗？”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街道。人行道上有人走过，便利店门口有人在买烟，环卫工在扫落叶，一切正常。我开口：“沈从周还住在绩溪。我再去一趟。”
“我陪你。”
“不用。这次我一个人去。”
顾淮侧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劝。我推开车门下了车，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高铁站的地址。下午两点，绩溪。龙川镇水街17号。我站在那扇黑漆木门前，抬手敲了三下。门开了，沈从周站在门里，灰蓝色对襟褂子，手里还是端着一碗豆腐脑。他看了我一眼，侧身让开门口。
“进来。”
我走进去。院子里桂花树底下那张石桌还在，上面搁着两个碗。他坐下来，推了一碗给我。我坐在他对面，没有动筷子。
“你查到最后一页了。”
“查到了。第七个名字被涂黑了。台账里查不到。”
沈从周舀了一勺豆腐脑，慢慢咽下去。他放下勺子，看着我：“你知道那个名字为什么被涂掉？”
“因为那个人不在任何系统里。”
“对。他不是体制内的人。他是那条线的出资人。十五年前，沈盛年的盛华集团刚起步，那笔启动资金不是沈盛年自己凑的，也不是银行贷款。是一个北京的私人老板投的。那个人不挂名，不签字，不出面。他只出钱。所有项目、所有关系、所有审批，他都不经手。他只负责一件事——在钱到不了的时候，他补上。”
“他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只见过他一次。十五年前，在北京，一间地下室的办公室里。他坐在桌子后面，五十多岁，穿灰色中山装，没戴眼镜，脸上没有任何特征。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沈老，你只管做事，钱的事我来。’那之后我再没见过他。”
“他给的钱从哪来？”
“不知道。但韩卫东那本台账里有一页被涂掉了，那一页就是资金往来记录。所有的钱都是从同一个账户出来的，账户不在国内，没有户主名字。”
“涂掉那一页的人是谁？”
“韩卫东涂的。他调台账的时候发现那一页被人预先处理过，权限不足。涂改记录上签的是国信办上级单位的一个编号，不是人名。”
我靠在椅背上，把那条线重新拼了一遍。沈盛年的启动资金是那个人给的。钱从境外进来，经国信办的通道走，流入盛华集团。十五年来，那条线上所有人——周道平、郑怀远、李长庚、孙世昌、方国栋——全都在替同一件事做事。他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只知道钱在，事能办。那个人不在任何档案里，不在任何系统里。他只出一件事——钱。
“你查到这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沈从周端起碗，慢慢把最后一口豆腐脑喝完。
“钱从哪来，我从哪查。”
“查钱的来源，比查人更难。那个人不签字，不出面，但他的钱只要动过，就一定有痕迹。韩卫东那份台账里被涂掉的那一页，就是痕迹。你把它复原，就能知道那条线源头在哪里。”
我站起来，把碗放回石桌上。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沈从周坐在石凳上，手搁在膝盖上，看着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我推门走出去。巷子里的风吹过来，带着桂花叶的涩味。我站在巷口，拨了方同志的电话：“方同志，韩卫东那份台账里被涂掉的那一页，帮我找技术恢复。那页是资金往来记录。所有的钱从境外进来，经国信办的通道流入盛华。源头就是那一页。把那一页复原，就能找到那个人。”
方同志在电话那头停了一拍：“我马上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