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北京东城区。车停在一栋三层旧楼前面。楼不高，灰色外墙，没有门牌号，门口连路灯杆都没装。方同志的人已经蹲守在对面便利店门口，看到我们的车，走过来递了一张照片。照片是今天上午拍的，二楼朝南那扇窗户外面，一棵大槐树的树杈贴着玻璃，正好挡着半扇窗。韩卫东说的那个位置，找到了。
我推开车门下车，走到楼跟前。铁门虚掩着，推门进去，楼道里很窄，墙壁上刷的灰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一层旧白灰。楼梯是水泥的，踩上去脚步声很轻。二楼走廊尽头那扇门关着，门缝底下没有透光。我走到门口，抬手刚要敲，门从里面拉开了。
一个老人站在门里。七十多岁，头发灰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布鞋。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侧，左手腕上什么饰物都没有。他看了我一眼，没有问“你是谁”，也没有让开门口。他开口第一句：“你比你爸难缠。”
“你认识我爸？”
“认识。苏建国。十五年前来过一次。坐了十分钟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不查了。’你爸聪明。他查到这里就知道再往下走没有意义。你不聪明。你非要走到这一步。”
“我不聪明。我就是犟。”
他侧身让开门口：“进来吧。茶刚沏好。”
我走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一个铁皮文件柜。桌面干净，上面搁着一杯茶，冒着一缕细气。那杯茶放在那个位置，像是有人刚刚坐在这里，刚刚倒了一杯，刚刚等着我推门进来。
他坐到办公桌后面，示意我坐对面那把椅子。我坐下来。方同志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手搭在门框上，没出声。老人看了他一眼，又转回来看我。
“你查到韩卫东那本台账，查到周道平的离岸公司，查到沈从周给你的那串号码。你查了三年，查到我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查完了，然后呢？”
“然后你进去。”
老人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只在嘴角动了一下，像是一道被风吹过的水纹：“我进去？苏青，我今年七十六了。没职务，没编制，没身份。你用什么罪名抓我？行贿？你查到的所有账目里，没有一笔钱是从我名下出去的。那张假护照是周道平的，那家离岸公司的法人是周远，不是我。所有经手的人都是别人。你拿什么抓我？”
“你是那些人的出资人。”
“出资人的身份文件在哪里？韩卫东那本台账里，被涂掉的那一页你也看到了——没有户主名字。钱从境外进来，经过无数道壳公司，最后流到盛华。每一层都有法人，每一层都不是我。你查不到我。”
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那张从沈从周那里拿来的纸条，放在桌面上。那张纸条上写着“国信办”三个字和这串电话号码。我把它推到他面前。
“这张纸条上写的号码，是韩卫东的。韩卫东说，这个号码是你让他用十五年不变。沈从周把这个号码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查完之后，自己也就站在最上面了。’他说的‘最上面’，就是你。他让我来，是让我看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什么都不用做，什么把柄都没有，但你什么都做了。”
老人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条，没有伸手去碰。他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放下来。
“沈从周让你来，是想让你停。”
“你觉得我会停吗？”
“我不知道。”他看着我，“你查到这，什么都动不了我。你女儿还在上幼儿园，你公司刚刚稳住，你爸的案子也翻了。你现在收手，什么都来得及。你再往下走，你查不到我的东西，但你会把你自己的东西全部翻出来。”
“什么意思？”
“韩卫东那本台账里，有一页记录的是你爸。他在国信办待了三年。那三年里，他签过的东西，比你想的多。你要是继续往下查，那本台账早晚会被人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第一个被看到的，是你爸的名字。”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他坐在对面，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手指搭在杯沿上，不紧不慢。
“你在威胁我。”
“我七十六了。我不威胁人。我只是告诉你——你已经把你爸翻出来了，别再翻第二次。”
我站起来。他没有动。我走到门口，停了一步。方同志侧身让开。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坐在那儿，茶杯搁在桌面上，手搭在扶手上，目光穿过窗户看着外面那棵槐树。树影落在窗台上，一动一动。
“你说你没名字，没档案，动不了你。但你漏了一件事。”
“什么？”
“沈从周还没死。韩卫东今天早上自首了。周道平在里面等着开庭。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间太久了。树挡着窗户，你看不见外面。外面已经变天了。”
我推门走出去。方同志跟上来。楼道里很暗，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响了两下就散了。走出楼门的时候，外面的阳光照得我眯了一下眼。我站在台阶上，看了一眼那棵大槐树。树杈贴着二楼那扇窗，叶子半黄了，风一吹就落几片。我收回目光，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手机响了。方同志打来的：“他还在里面。没动。”
“盯住他。他动一步，立刻扣人。”
“拿什么名目扣？”
“国安。那条线走了十五年，钱从境外进来，项目从境内出去。一个没身份的人，坐在东三环一栋没门牌的楼里，十五年的跨境资金流全部经他的手。这就是名目。”
方同志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