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卫东的自首是在昨晚十点。方同志说他自己走进省厅大门，手里拎着那个黑色手提箱，箱子里装着服务器终端机、读卡器和笔记本电脑。他把东西放在接待台面上，跟值班的人说了一句：“我来交代。国信办的事，我全说。”值班的人打电话叫方同志过来。方同志到的时候，韩卫东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神色平静。他交代了三个小时，把国信办十五年的台账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方同志问他为什么来自首，他说了一句：“台账交出去了，我在里面就没有意义了。”
今天上午十点，我到了省厅。韩卫东已经被转移到看守所，但方同志安排我见他一面。会见室里，韩卫东坐在桌子对面，手上没戴铐子。他瘦了，脸色发灰，但眼神稳。他看到我进来，开口第一句话：“幼儿园那个号码，是我留的。”
“你留的？”
“对。周道平收到的那两条境外短信，是我用那个号码发的。”
我站在椅子旁边，看着他。
“第一句话是让他别开口。第二句是幼儿园代码。都是我发的。”
“你为什么发那个？”
“因为你查得太快了。你查完孙世昌，查到国信办，查到沈从周，查到那份台账。再往下查，那个人就会自己出手。他不会让你查到他。但他会先动你女儿。我先发那条短信，他以为我已经替他动手了，就不会再派别人。我把时间拖住，你在那个时间段里安全。”
“你发完那两条短信之后自己进了省厅。你是在告诉我，你替我把那一步挡了。”
“对。你爸十五年前把我放进国信办，是为了让我守住那条线。我守了十五年。现在你查完了，我把最后一步走完。”
“那个人是谁？”
韩卫东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开口：“我不知道他真名。但我知道他在哪。他不在境外，也不在香港。他一直在北京。三环以内，一栋旧楼里。那栋楼不挂牌子，没有门牌号。他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那间。我进去过两次，每次都是被蒙着眼带进去的。但我记住了一件事——他办公室窗户外面有一棵大槐树，树杈正好挡着半扇窗。”
“你怎么知道他还在那里？”
“因为他每周三下午会出现在那间办公室里。我最后一次去是半年前。那天下午两点，我隔着窗户看到他在里面坐着。他面前放着一杯茶，没有喝。他看着窗外那棵槐树，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转身走到门口，停了一步，回头看他。韩卫东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桌面上。他开口说了最后一句话：“苏青，你爸当年把我放进去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在里面，不是为了替他们干活，是为了把他们的活儿记下来。’我记了十五年。现在轮到你去把那个人记下来了。”
我推门走出去。方同志站在走廊里。我没有停步，边走边说：“北京。三环以内，一栋旧楼，二楼最里面那间，窗户外有一棵大槐树。韩卫东半年前进去过，那个人每周三下午在那里。”
方同志跟在后面：“今天周三。”
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北京，三个小时车程，下午两点前能到。我拿出手机拨了顾淮的电话：“你带着糖糖去苏建国家。今天我回来之前，谁都不要出门。把门锁好，窗帘拉上。”
顾淮在电话那头没有多问，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挂了电话，走出省厅大门。台阶下面，方同志已经拉开车门，站在车旁边等我。他看着我：“一起去。”
“走。”
车上了高速，往北京方向开。方同志坐在副驾上，我开车。窗外的护栏一根一根往后掠过去，车速提到一百四。手机放在仪表盘上方，屏幕亮着，导航终点定位在北京市三环以内，但具体位置方同志那边还没查出来。我握着方向盘，把韩卫东那句话在脑子里翻了一遍——那栋楼不挂牌子，没有门牌号，二楼最里面那间，窗户外有一棵大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