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胡同。方同志的人在巷口等着，三个人，一辆车。我到了之后也没多话，跟着他们往里走。胡同窄，两边灰墙，墙根底下堆着几辆旧自行车。走到中间，一个院子，门口挂着两块门牌——7号，7号旁。左边的门虚掩着，右边那扇门锁着，锁扣上锈了，门口的台阶上积了一层灰，踩上去有印子。
方同志的人撬了右边那把锁。铁门推开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是很久没开过了。院子里不大，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搁着一张石桌，桌腿旁边长了一层青苔。堂屋的门没锁，推门进去，一股陈年的灰尘味扑过来。屋子里的东西很少——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旧山水画，画底下靠着一张条案。条案是深色的，上面摆着两只青花瓷瓶，瓷瓶之间夹着一块木板，像是用来垫东西的。
方同志的人走过去，把条案上的瓷瓶挪开，搬起那块木板。木板底下是一个铁皮箱子，深灰色，巴掌厚，上面挂着一把小锁，锁芯生锈了。方同志的人用工具撬了一下，锁扣弹开。箱盖掀起来的时候，铰链发出一声细响，像什么东西断裂了。箱子里的东西摞得很整齐，用牛皮纸包着，一包一包码在一起。最上面那一包打开，里面是一份项目审批表。表头的日期是二十年前的三月。审批栏那一页，经办人签字栏写着一个名字——苏建国。我拿起来看了一遍。那个签名的笔迹我认得，但我爸从来没有在这张表上签过字。他出事之前那几天根本没有经手过这个项目。
我把那张审批表翻过来看背面。背面空白，但纸面边缘有一道折痕，像是被人对折过。我把折痕展平，放回箱子里。箱子底下还有更多的东西——账册、合同、转账回单、手写的批条，全部是二十年前那批项目的原始记录。每一份上面都有郑怀远的签字，有几份上面还有周振国的章。我把那些东西一摞一摞翻过去，翻到最下面那层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发黄，画面里两个人站在一间办公室门口，左边那个是年轻的郑怀远，右边那个年纪更大一点，头发梳得整齐，手搭在郑怀远肩上。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墨迹旧了，但每个字都清楚：“老周，这事你办。办完就压。”
字迹跟那张审批表上的“苏建国”签名一模一样。不是我爸的笔迹。有人模仿了我爸的字迹签在那张表上。模仿的人，是照片背面留言的人——周振国。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一眼正面，又翻回去看了一眼背面。然后站起来，把那张审批表和照片一起放进文件夹里，交给方同志。方同志接过去看了一眼照片背面那行字，抬头看着我。
“笔迹比对的事我马上安排。”他说，“如果确认这两行字是同一个人写的，周振国就不只是签过字的问题了。他伪造了苏建国的签名。”
“他昨天跟我说，他欠自己一笔账。”我把箱子里的其他材料整理好，放回铁皮箱里，“他签过我爸的卷宗，但他没追下去。他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他没告诉我——他伪造了我爸的签名。”
方同志把文件夹收进包里：“你打算怎么处理？”
“把材料交上去。周振国的签名、郑怀远的签字、苏建国的伪造签名，全部入卷。”我站起来，看了一眼那张条案，“他昨天说他今天上午在北京。他不拦我。”
走出院子的时候，胡同里的阳光已经照进来了。树影子落在墙面上，细碎地晃着。我站在巷口，拨了顾淮的电话：“拿到了。三大摞原始档案。里面有一张伪造的审批表，上面是我爸的签名，但不是他签的。签的人叫周振国。”
顾淮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他昨天见你的时候没说这事？”
“他没说。他只说他签了我爸的卷宗，没追下去。他没说他伪造了我爸的签名。”
“那你打算怎么办？”
“材料交给方同志。下午回省城。”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院门，方同志的人正在给铁皮箱子贴封条，“周振国可能已经知道我把东西拿走了。他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查完了之后，你也就站在那条线上了。以后别人查你，也会从你身上查。’”
“什么意思？”
“意思是让我知道，我如果动了这条线的人，我自己也会被别人动。”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我动之前也想到了，所以我并不怕。
我挂了电话，发动引擎。车驶出胡同，汇入主路。后视镜里那个院子越来越小，被街边的树影吞掉了。手机亮了一下，方同志发来的消息：“周振国的笔迹比对已经安排了。另外，他昨天下午回了北京，今天上午没有出门。他人在家里，没有拦你。”我把那条消息看了两遍，锁屏，把手机放在副驾座上，踩下油门往南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