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我到了香格里拉。一楼咖啡厅，靠窗的位置。我到的时候周振国已经坐在那里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头发是灰白色，穿着深色中山装的老头，面前放了一杯白开水。手搁在桌面上，十指交叉，背挺得很直。他看到我走过来，没有起身，也没有招呼，只是抬了一下下巴，示意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服务员走过来问我喝什么，我说白开水。周振国看了我一眼，开口第一句话：“你比你爸准时。”
“你认识我爸？”
“不认识。但他的案子我批过。”周振国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来，“十年前，有人把苏建国的卷宗递到我桌上，让我签字。我没签。我让下面的人打了回去。”
“为什么？”
“因为那本卷宗里有一个漏洞。签字之前我看了一遍，发现里面有一笔钱的流向没写清楚。我从来不签有问题的东西。”
“所以你打回去了。然后呢？”
“然后郑怀远重新递了一份。漏洞补上了，我签了。”周振国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没有起伏，像在陈述一份已经归档的旧文件，“你爸坐了两年牢。出来之后，吴建平接手了沈盛年的位置，周道平调去了部里。我签完字就没再管过。”
我靠在椅背上：“你签完字，我家的日子难过了十年。”
“这我也清楚。”周振国没有回避，“我签的是那份卷宗，不是那笔账。卷宗上写你爸的签名是‘经办人’，但那笔钱从头到尾没进过他的账户。我当时看到这一点了，但郑怀远在上面批了‘已核实’。我信了他的章，没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现在来找我，是因为觉得欠我爸的？”
“我不欠你爸的。我签了字，他坐了牢，这是他自己的命。”周振国把两只手从桌面上收回去，搁在膝盖上，“我欠的是我自己的账。那份卷宗里的漏洞，我看出来了，但没往下追。我要是追下去，那笔钱的源头就落在郑怀远头上，但我并我没过多追问。”
“为什么没追？”
“因为郑怀远是我，一手提拔上去的。”
咖啡厅里的空调声嗡嗡响着。服务员端来我的白开水，放在桌上，走开了。周振国看着窗外，街上车流缓缓移动，玻璃反光映在他脸上，明暗分明。他转回来看我：“苏青，你查到郑怀远，查到李长庚，查到陈玉琴，查到那张签批页。你调查得虽然很深，但你漏了一个人。”
“谁？”
“我上面的人。”周振国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那份签批页上的最终审批人，不是我。是我签完字之后，上报的一个人。那个人比我大两岁，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握着水杯，看着他：“你已经去世的上线，我查不到。档案可能都封存了。”
“档案没封存。但不在部里。在他家里。”周振国把水杯放下，“他去世之前，把所有经手过的项目原始记录带回了家。他没有交上去。因为他知道那些东西一旦入档，所有人都会查到。他不想让别人查到他。”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去世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老周，我把东西放在家里了。你以后要是出事，就去我家找。但你要想好了，这份东西拿出来了，你自己也跑不了。’”
“你拿了吗？”
“没敢拿。”周振国说，“我犹豫了十年。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那批东西在哪。至于你去不去拿，你自己定。”
“那在哪呢？”
“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胡同7号。”周振国站起来，把水杯推回桌子中间，“我住在那个院子里。他住在我隔壁。那批东西就压在他家堂屋的条案底下。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上午你可以去找。我告诉你地址，就是告诉你——那批东西在，但我不会拦你。”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步，回头看了我一眼：“苏青，你查的东西比我多。你爸停了的事，你替他查完了。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你查完了之后，你也就站在那条线上了。以后别人查你，也会从你身上查。”
“我不怕。”
周振国看了我两秒，推门出去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没动。杯里的水还没喝过，杯壁凝了一层细小的水珠。我拿起手机拨了方同志的电话：“周振国刚才见了我。他告诉我一个地址，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胡同7号。他说那批东西在他邻居家堂屋的条案底下。他邻居已经去世了，但东西还在。”
方同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拍：“他为什么告诉你？”
“因为他欠自己一笔账。他签过苏建国的卷宗，他认了，但他没往下追。他现在让我去拿那批东西。”
“你打算去？”
“去。明天上午。”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出咖啡厅。推门出去的时候阳光照在脸上，刺得我眯了一下眼。我站在台阶上，看着街面上来来往往的车流，把周振国那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你查完了之后，你也就站在那条线上了。以后别人查你，也会从你身上查。
我走下台阶，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之前，手机又响了。顾淮发来的消息：“糖糖今天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吃饭。”我打了三个字：“今晚回。”锁屏，挂挡，驶离了路边。车汇入主路，路灯一盏一盏往后滑过去，我把车窗降下一条缝，风灌进来，凉凉的，吹得我脑子清醒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