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车停在楼下，没有立刻上去。坐在驾驶座上拨了方同志的电话。
“签批页比对结果出来了。周振国、周道平、郑怀远、李长庚，四个人的笔迹走向一致。签发人全是一个人。”
“周振国本人现在在哪？”
“北京。方同志的人查了他的住址，但没动。他级别太高，不敢轻举妄动，得上面批。”
“他知不知道我们已经查到他那了？”
方同志那边停了一下：“今天下午有人在部里档案室调过第三十七页的原始档案。调档记录上有方同志的名字。周振国如果关注这件事，他现在应该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靠在座椅上。周振国。名单上没有他，四十八页里没有他，陈启明交代的七个人里也没有他。他不在这条线的任何一个节点上，但所有节点都连着他。他是那个在上面签了字的人，然后把档案封存，人留在北京，什么都不用做。
我推开车门下车，上楼。糖糖已经睡了，苏建国坐在客厅里看报纸——他回来了。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摘下老花镜抬头看我。
“回来了？”
“回来了。”
“你查到哪了？”
“目前查到最后一个。名字叫周振国。部里的，比郑怀远级别高。档案封存中，人还在北京。”
苏建国把老花镜折好放在茶几上，沉默了一会儿：“周振国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
我停住脚步看着他：“你听过？”
“我当年查账的时候提到过。他说那条线上最上面有一个名字，但不是周道平。他当时没往下查，因为查到周道平那一层就到头了。再往上，他够不着。”
“你还记得他说过什么吗？”
苏建国想了想：“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上面那个人姓周，跟周道平是本家。但比周道平干净，查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从来不直接经手钱，只签字。签完字就封存，封存之后没人能动。’”
我站在客厅里，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从来不直接经手钱，只签字，签完字就封存。所以周道平交名单的时候没写他，郑怀远写四十八页的时候没写他，陈玉琴的账本上也没有他。他不留下痕迹，只留下一个签名，签在审批栏里。那个签名的级别比所有人都高，但那个名字不在任何公开的记录上。
“爸，那你知不知道周振国现在在北京什么地方？”
“不知道。但当年留过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地址。他说‘如果有一天查到周振国，去这个地方找他’。那张纸条后来没给我，他放在了南街那间房子里。”
“南街那间房子已经翻过了。”
“抽屉底下那一层你翻过了，但床板底下你没翻。”
我愣了一下，转身拿起车钥匙走出门。下了楼，上车，调头往南街开。四十分钟的路，夜里车少，路灯一盏接一盏往后滑。到了那栋旧楼，我推开门进去，声控灯亮着，照亮了楼道里那些已经看不清字的旧广告。我上了五楼，推开那扇没锁的门。房间里一股灰尘味，空荡荡的。我走到床边蹲下来，伸手探到床板底下——指尖碰到了一个东西，纸质的，折得很小，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我抽出来，解开橡皮筋，展开。纸条上只有一行手写字，是我爸的：“周振国。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胡同7号。”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很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苏青。”
“谁？”
“你查的那张签批页，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没有动。对面继续说：“你不用去北京了。我会过来。”
电话挂了。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窗外的路灯照进来，落在床板上，像一道还没拉开的门。我低下头，把纸条重新展开看了一眼。平安里胡同7号。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我爸写完之后补上去的：“小心这个人。他不比郑怀远，他比你见过的所有人都难对付。”
我收起纸条，走出那间房。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白光照着我往下走的背影。到楼下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停了一步，抬头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灯还亮着。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驶离了那条街。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通话记录那一页。那个陌生号码还在上面，我没有存，但记住了。北京西城区，平安里。周振国说他过来。他说他不比郑怀远难对付，他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难对付。但是他主动要过来，这就有点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