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我和方同志到了部里档案室。档案室在二楼，铁皮柜子一排排码到天花板，空气里全是旧纸的味道。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袖套，看到方同志的证件之后把我们领到靠里那张桌子旁边。
“第三十七页那笔，对应的原始档案在第七柜第三层。”他拉开抽屉，翻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口贴着封条，上面盖了三个章。他撕开封条，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上——一份审批流程单，一张手写签批页，底下压着一份项目备案表。
方同志把签批页拿起来，翻到最后那栏。最终审批栏里有一个手写的名字，墨迹已经旧了，但每一个笔画都清清楚楚。方同志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两秒，把签批页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名字写的是“周振国”。职务栏空着，日期写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我把签批页翻过来看背面，空白。又翻回正面，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没听过。但方同志的表情变了。
“这个人还在。”他说。
“你怎么知道？”
“部里档案封存的规矩——如果人死了，档案会标‘已故’，盖章归档。如果人还活着，但级别太高，档案封存，需要上面批文才能调。他这一栏没标已故，只写了封存。说明他还活着。”
方同志转头问管理员：“周振国的档案封存原因是什么？”
管理员低头翻了一下登记本，翻到某一页停住了，抬头看着我们：“封存原因一栏写的是——‘涉密，未解密。’后面还有一行小字，是档案封存时经办人写的。”
“什么字？”
“经办人写的是——‘该同志仍在京，未离退。’”
方同志把签批页收进档案袋，拉好封口：“这个人的档案你们不能动，但这份签批页我们得带走。复印一份，原件我们带回去入卷。”
管理员点了点头，拿着档案袋去了复印机旁边。我站在桌子旁边，把“周振国”三个字在脑子里翻了一遍。周道平、郑怀远、李长庚，这条线上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他不在周道平交的那份名单上，不在郑怀远的四十八页里，也不在陈启明交代的七个人里。他是第三十七页那笔钱的最终审批人，级别比郑怀远高，比陈玉琴高，比名单上所有人都高。他把名字签在签批栏里，然后档案被封存，人还活着，还在北京。
方同志拿着复印件回来，把原件放进文件夹：“这个人，还得往上报。”
“他叫什么？”
“周振国。我回去查一下。”方同志收拾东西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苏青，你那边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没有啊。”
“那说明他不在省里那条线上。他是部里的人，比郑怀远，周道平，这些人的级别要高的多。周道平交名单的时候没写他，郑怀远写四十八页的时候也没写他。看来他们都不敢写。这个人才是那条线最上面的那个人。”
我走出档案室的时候，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我和方同志的脚步声。我拿出手机拨了顾淮的号码，响了两声接通了。
“有查到一个人。周振国。部里的，比郑怀远级别高。档案封存，人还在北京。”
顾淮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你打算怎么办？”
“方同志往上报。我先回省城。”
“陈玉琴那本账呢？”
“方同志收走了。入了卷宗。”
我挂了电话，走出那栋楼。阳光照在台阶上，白晃晃的。我在门口站了两秒，然后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之前，手机又亮了，方同志发来的一条消息：“周振国的档案虽然封存，但签批页上那个签名可以比对。我把他跟周道平、郑怀远、李长庚的签名放在一起看——笔迹走向一致。同一个人签的。”
我把那条消息看完，锁了屏，把手机放在副驾座上，挂挡驶离了路边。后视镜里，那栋楼越来越小，被路边的树影挡住了。车汇入主路，我沿着那条路往南边开，往省城的方向。手机屏幕暗了下去，车里的空调声盖过了外面街面上的所有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