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我还没出门，方同志的电话就来了。
“第三十七页那笔的原始档案调出来了。”
“说审批流程走的是部里一个已经撤销的部门，经办人签字栏写的是李长庚。最终审批栏里有一个手写的签名。”他停了一拍，“不是郑怀远，也不是李长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陈玉琴。”
我靠在鞋柜上，手里攥着车钥匙。
“周道平的前妻。”
“对。那笔钱的最终审批人是她。她当时在部里下属一个办公室当主任，实权比郑怀远高。那笔钱从省里出来，经李长庚的手，最后落在她的审批栏里。”
“那她人现在在哪？”
“昨天下午到的北京。方同志的人盯着呢。”
挂了电话，我走出门。顾淮从客厅追出来，站在玄关门口：“你又去北京？”
“陈玉琴昨天到的北京。她那本账得在别人动之前拿到手。”
“那我跟你一起吧。”
“不用。你主要盯着周慧芳那边。她姐陈玉琴手里那本二十年的账，如果落到别人手里，事情就麻烦了。”
他没再劝我。我下楼，上车，调头上了高速。三个小时的路，一路没停。
中午十二点半，北京。方同志的人在高速出口接我，车没去经侦总队，直接去了西城区一栋旧写字楼的五层。走廊有点窄，灯管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的。尽头那间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有人在搬箱子。我走过去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陈玉琴坐在办公桌后面翻账本。灰色毛衣，头发梳得整齐。她抬头看到我，手停在账本上。她对门口搬箱子的人说了一句：“你们先出去吧。”
门从外面带上了。只剩我们两个人。
“你来了。”她把账本合上，推到桌沿，“我猜你今天会到。方同志的人在外面盯了一夜，我看到了。”
“那笔钱最终审批栏里的签字，是你。”
“是我。”她没有否认，没有停顿，“那笔钱从我手上过的。我知道它是给谁的，也知道它从哪来的。”
“那你为什么还能淡定坐在这里？”
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笑了一下。那个笑，就是走到头的人才有的那种笑。
“你以为我是跑不了？”她把账本推到桌子中间，“我要是想跑，昨天下午就不会来北京。我要是想藏，就不会坐在办公室里等你们来。”
“那你为什么来？”
“因为我要把这本账交出去。”她把手指按在封面上没松手，“周道平当年跟我离婚，不是感情破裂。是因为我要是不离，他就得进去。我替他背了二十年，每个月五万，打了二十年。他以为那五万是安抚费。他也不知道那五万我一分没花。”
“这么多年你没花过？”
“我自己的工资都够花了。他打来的钱，我一笔一笔记着。二十年全在这本账上。他给了我多少，我经手了多少，谁签的字，谁批的条，一笔不落。”
她松开手，把账本推到桌沿。
“拿走吧。”
我走过去拿起那本账本。封面旧了，边角卷着，纸页干净，每一页密密麻麻，二十年，一笔一画，全在。
“还有一件事。”
我抬头。
“李长庚昨天注销了三家公司。他想断账。但他忘了一件事——那三家公司的流水，有一份存档在基金会的账上。他没把那部分算进去。”
“李长庚漏的那部分，在哪一页？”
“第四十七页到五十二页。夹在账本最后那几页里。”
我翻开账本最后几页看了一眼，合上，夹在胳膊底下。走到门口，拉开门，方同志站在走廊里。我把账本递给他。
“陈玉琴交代了。二十年全部记录。包括李长庚注销那三家公司的流水。第四十七页到五十二页是李长庚漏的那部分。”
方同志接过账本翻开第一页，看了一眼，抬头看着我。
“还有一个人。”我说，“陈玉琴审的只是第一道。她签完字之后还有一道，压在最上面。那道签字的级别，她够不着。”
“在哪？”
“部里的原始档案里。郑怀远不敢写的那一行，陈玉琴签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得去部里调。”
方同志合上账本，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我转过头，看了一眼那扇关着的办公室门。陈玉琴坐在里面继续翻箱子里的旧文件。她没有走。
我走出那栋旧写字楼的时候天已经暗了。路灯亮着，街面上铺了一层薄落叶。我站在路边等车，手机响了，顾淮。
“拿到了？”
“拿到了。二十年的账，全部记录都在。”
“最后那个人呢？”
“在部里的原始档案里。明天去调。”
“今晚住哪？”
“随便找个地方吧。明天一早还要去部里。”
他停了一下：“那你早点回来。”
我挂了电话，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驶入夜色里的车流，后视镜里那栋旧写字楼越来越小。我靠着座椅，闭了一下眼，手里还攥着手机，屏幕上导航的终点亮着——部里档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