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同志把郑怀远的说的那句话带过来了。
“他说——这七个人你们都抓了，那还剩一个人，你们还查不查？
我站在阳台上，手机贴着耳朵：“那这第八个人是谁？”
“郑远说，这个人是这条线上，隐藏在背后的黑手。他估计是这条线组局的人。抓的这七个人的价值，远比不上他这一个。这个人不在名单上，不在账本里，也不在任何一份审批表的签字栏里。
“名字呢？”
“郑远说，你去找你爸。你爸知道。”
挂了电话，我转身回了客厅。苏建国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份报纸，戴着老花镜正在看。糖糖在旁边拼图，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
“爸。”
他抬头，把老花镜摘下来。
“郑远带了一句话出来。他说第八个人，你知道是谁。”
苏建国的手停在膝盖上，没动。他看了我三秒，然后把报纸折好放在茶几上，摘了老花镜搁在报纸上面。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我也跟着走出去。他把阳台门拉上，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客厅里的糖糖，然后转过来看着我。
“第八个人，叫沈从周。”
“沈从周？”
“沈盛年的父亲。”
我靠在阳台栏杆上，看着他。沈盛年已经进去了，盛华集团倒了，那条线从吴建平到赵总到刘建国，全部收网。但沈盛年上面的人，我从来没查过。我一直以为沈盛年就是那条线的起点。
“沈从周当年是省里的老领导。周道平、郑怀远、李长庚，全是他在位的时候提拔的。你爸查沈盛年那笔账的时候，查到一半发现沈盛年后面站着他爸。你爸没再往下查。”
“为什么？”
“因为我。”苏建国说，“沈从周当年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老苏，你闺女在青创，周衍那家公司刚起步。你要是再查下去，那家公司撑不过三个月。’你爸怕了，第二天就停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
“因为那个电话是当着我的面打的。沈从周打给你爸，你爸接了，开了免提。我当时坐在他对面。”
“沈从周现在在哪？”
“他退休了。比周道平早两届，退了快十五年了。不在北京，不在省城，在老家。徽州，一个镇上。他自己回去的，退了之后谁都没联系过。周道平每年去看他一次，郑怀远去过两次，李长庚没去过。你爸当年查到他那一步，也只查到他的电话，没查到他的人。”
“郑远怎么知道沈从周？”
“郑远不知道。他只知道有第八个人。是周道平在监狱里让人带话给他的——‘跟苏青说，第八个人查不查，让她自己定。’”
我靠在栏杆上，风从楼外灌进来，吹得衣服后摆往后飘。客厅里糖糖拼好了最后一块拼图，拍着手站起来喊了一声“外公”。苏建国隔着玻璃朝她摆了摆手，转回来看我。
“你要去徽州？”
“去。”
“沈从周那个人，比你查过的所有人都难对付。他不贪钱，不签字，不留档案。他只用电话。当年你爸查到的所有证据里，没有一个字是沈从周写的。他把所有事都交给周道平、郑怀远、李长庚去做，自己坐在老家喝茶。你去见他，他可能什么都不承认。”
“那我也得去。”
苏建国看了我两秒，点了下头。他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盒，拉开拉链，里面夹着一张对折的纸条。他把纸条拿出来递给我：“你爸当年留的。没给你，给我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去查沈从周，就把这个带上。”
我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徽州，绩溪县，龙川镇，水街17号。底下还有一行字，是我爸的笔迹：“沈从周每天早上六点去水街吃豆腐脑。一个人。不带人。”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上了高速。徽州方向，四百公里，四个小时。方同志的人本来要跟着，我没让。沈从周退休十五年，身边没有一个人。他不见客，不见媒体，不见省里来的人。周道平去了他都不一定开门。我去，他可能会见。
下午两点，车进了绩溪县。龙川镇在水街旁边，一条窄河穿镇而过，两岸是老房子，青石板路，桥头有一棵大樟树。我把车停在镇口，走进去。水街17号在巷子中间，门面不大，黑漆木门，门口搁着两盆兰花。我抬手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个老人站在门里。七十多岁，头发全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色对襟褂子，手里端着一碗豆腐脑。他看了我一眼。
“苏青？”
“你认识我？”
“你爸当年寄过一张照片给我。”沈从周侧身让开门口，“进来吧。豆腐脑刚买的，趁热吃。”
我走进去。院子不大，一棵桂花树，石桌石凳。他把豆腐脑放在桌上，坐下来，推了一碗给我。我坐在他对面，没动筷子。
“你爸当年查到我的电话，没查到我的地址。那张照片寄到我这里之后，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来。”
“你早知道我要来，为什么不走？”
“走什么？我七十多了，走了十五年，走够了。”沈从周舀了一勺豆腐脑，慢慢咽下去，“你爸当年查沈盛年那笔账，查到一半停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停？”
“因为我。”
“对。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提了你的名字。他就停了。”沈从周放下勺子，看着我，“你现在坐在这里，我也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你把桌子上的豆腐脑吃了，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爸的案子已经翻了，公司也稳了，孩子也大了。你不缺什么了。”
“第二个呢？”
“第二个，”沈从周把碗往前推了推，“你带走这块豆腐脑的碗。碗底下压着一份东西。你拿走了，这条线就能一直查到最上面。但你查完之后，你自己也就站在最上面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只碗。碗是粗瓷的，白底蓝花，碗沿有一道细裂纹。我伸手把碗端起来。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字：“国信办。”底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是一串电话号码。
“国信办是什么？”
“你查了三年，所有线最后都汇到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在省里，不在部里，不在你能想到的任何机构里。它不在任何档案里。”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把碗放回桌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沈从周。他还坐在石凳上，端着那碗豆腐脑，慢慢舀着。我推门走出去。巷子里的风吹过来，带着桂花叶的涩味。我站在巷口，拿出手机拨了方同志的电话：“方同志，帮我查一个号码。归属地北京，但我不确定在哪个区。”
“什么号码？”
我把纸条上的号码报了过去。方同志那边安静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苏青，这个号码，我见过。”
“在哪见过？”
“陈玉琴那本账本的封底。夹层里有一页纸，上面只写了这个号码，没写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