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方同志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切菜。手机搁在灶台上，响了几声我才接。筷子夹着一块排骨还没送到嘴边，我把火关了。
“郑怀远认了。他坐在客厅里，看了那份原始审批表，手指按在经办人那栏被涂改的位置上，说了一句——‘我涂的。那年周道平让我把经办人换成苏建国。我换了。’”
“他认了？”
“认了。苏建国那个案子，明天重新立案。”
“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灶台上。锅里的油已经热了，冒着细烟。我把切好的菜倒进去，刺啦一声，油花溅到手背上，烫了一下。我缩回手，用凉水冲了冲。糖糖从客厅跑过来，趴在厨房门口：“妈妈，饭好了吗？”
“马上。”
“外公呢？”
“外公在房间里看报纸。你去叫他。”
糖糖跑开了。我把菜炒好盛出来，端到桌上。苏建国从房间里出来，手里还夹着那份报纸，坐下的时候把报纸放在桌角。他看了我一眼：“今天有消息？”
“明天开庭。”
苏建国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把菜放进碗里，没说话。糖糖坐在对面，啃着排骨，来回看着我们两个，低头继续吃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省厅。苏建国进去的时候，方同志在门口等着。他递过来一份文件，让苏建国签字确认身份信息。苏建国接过去，戴上老花镜，一笔一画签了自己的名字。方同志看了一眼签名，合上文件夹：“进去吧。”
苏建国被领进法庭，坐在原告席上。我坐在旁听席第一排。法庭不大，旁听席只有三排椅子，除了我，还坐了周队和方同志两个人。被告席上坐着郑怀远，灰白头发，深色外套，两只手搭在桌面上，没抬头。证人席上周振国站着，深色中山装，白头发梳得整齐。
法官敲了法槌，宣布开庭。念完案情摘要，问郑怀远有没有异议。
郑怀远站起来，低着头，开口：“没有异议。是我涂改的。经办人那栏是我换的，苏建国是协办人，我把他写成了经办人。我认。”
法官问周振国。周振国站在证人席上，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我签的批文，我模仿了苏建国的签名。我认。”
法官问苏建国有没有最后陈述。苏建国站起来，两只手搁在原告席的桌面上。他穿着那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人瘦了一圈，但背挺得很直。他转头看了一眼旁听席上的我，然后转回去看着法官。
“我没什么要说的。我等这一天等了十年。在这里，我要谢谢我女儿。”
法庭安静了两秒。然后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苏建国从原告席上走下来，走到旁听席前面停住。他看着我，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了手。我站起来握住他的手。他的手粗糙，掌心有茧，握得不重，但很稳。
“回家？”他问。
“回家。”
我扶着他走出法院大门。外面阳光很好，照在台阶上，白晃晃的。他走得很慢，一级一级往下走。走到最后一阶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天，然后继续走。下台阶之后他松开我的手，自己走了两步，背挺得很直。我跟在他后面半步的位置，没有上去扶。
当天晚上，苏建国坐在客厅里，糖糖趴在他膝盖上让他念绘本。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一幕。手机响了，方同志发来的消息：“郑怀远涉嫌伪造证据、滥用职权，正式移送检察院。周振国同案处理。李长庚、周道平、方国栋、陈启明、郑德明、周慧兰，全部进入司法程序。你爸的案子，等宣判通知。”
我看完消息，把手机放下。顾淮从阳台上进来，手里拿着两杯热茶，递了一杯给我。他站在厨房门口，跟我一起看着客厅里那两个人。
“都进去了。”
“都进去了。”我接过茶喝了一口，“还差一个。”
“谁？”
“方国栋的上级。郑远交代的七个人，只抓了六个。第七个，郑怀远交代材料里最后一行写的那个人，叫孙世昌。省城城投前任董事长，三年前退休去了海南。方国栋进部委之前，在城投待过五年，孙世昌是他的直接上级。两个人的手签在同一个审批栏里。”
“你打算去海南？”
“明天去。”我端着茶杯，看着客厅里糖糖趴在苏建国腿上已经快睡着了。苏建国把绘本合上，轻轻拍着她的背。客厅里的灯光很暖，落在两个人身上。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把茶杯放在灶台上，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找出明天出门穿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头。手机屏幕亮着，方同志那边发来了孙世昌在海南的地址、车牌号、游艇停靠位。我记下来，锁屏，躺下。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落在天花板上，一条细细的亮线。我闭上眼，那条亮线还在，像一条还没走完的路，直直地往远处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