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二十，机场国际出发大厅。
方同志的人分布在安检口两侧和登机口附近，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两个着穿制服，还有四个便衣。我站在大厅中间的柱子后面，看着安检口的方向。方同志站在我旁边，手里捏着一张李维的护照复印件。
“李维，四十岁，纽约大学MBA，三年前回国，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北京一家投资公司。他是李长庚唯一的儿子。”
“底稿在他手上？”
“按周慧芳的说法，是。但他如果知道我们盯上了他，可能不会随身带。”
七点四十分，安检口排队的人流里出现了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手里拎着一个深灰色登机箱。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走路不快不慢。方同志看了一眼照片，低声说了一句：“是他。”
两个便衣从侧面靠近，在他准备过安检的前一刻拦住了他。李维停下脚步，看了一眼拦住他的人，又看了一眼他手里亮出来的证件。他没有反抗，也没有慌。他把登机箱从地上提起来，递给那个便衣：“你们要查就查。”
便衣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里面几件换洗衣服，一个笔记本电脑，充电器，洗漱包，底下压着一本薄薄的投资报告。没有底稿。
方同志走过去：“李维，底稿在哪？”
李维扶了一下眼镜：“什么底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方同志看着他，然后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站在柱子后面没有动，目光从李维身上移开，扫了一圈大厅。国际出发大厅不算大，候机区两排座椅，旁边几家免税店，角落里一个咖啡台，门口两个垃圾桶。我的目光在咖啡台旁边停了一下。一个男人靠在墙上，四十多岁，穿深色夹克，手里捧着一杯纸杯咖啡，没喝，只是握着。他的左手垂在身侧，虎口到手腕有一道很细的疤，从袖口露出来一小截。
他站在那儿，没看李维，也没看安检口，目光落在登机口上方的电子屏幕上。屏幕上跳着航班信息，八点飞纽约那一班，登机口在B12。
我拍了方同志一下，下巴朝咖啡台方向抬了一下。方同志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看了一眼那个男人，又看了一眼他的手。他朝旁边一个便衣使了个眼色。便衣正要迈步，那个男人忽然动了。他没有跑，只是把纸杯放在旁边的台子上，转身朝候机大厅的出口方向走去。步速不快，像是在散步。
“快去拦住他。”方同志的声音压着。
两个便衣快步追上去。那个男人走到出口的玻璃门前，门没开，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隔着十几米，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然后落在李维身上。李维站在安检口旁边，登机箱还在地上开着，风衣领子被空调吹得微微翻起来。那个男人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推开了玻璃门。
方同志的人跟了出去。我站在原地，听着玻璃门合上的声音，然后把目光收回来，落在李维身上。
我走过去站在李维的面前说道:“你拿的那张底稿，不在箱子里。在刚才那个人的手上。对不对？“你从安检口过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走了。他把底稿带出这候机厅，明天早上就会出现在纽约。你替他飞，他替你带。”你们两个搞得这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确实不错，差点就让你们得逞了。
李维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压住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好。你跟我回经侦，慢慢说。你爸那边，方同志的人今晚也会去。”我转过头看着方同志，“人跑了没关系。周慧芳还在省城，你爸还在北京，李长庚名下三家公司还在。底稿带出境也没关系——陈玉琴手里那份副本已经在省厅了。底稿复印件交上去之后，原件只是一张纸。那张纸在哪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写了什么，而上面写了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
李维站在安检口旁边，终于没有再说话。方同志让人把他带上车。我走出机场大厅，站在门口的风里。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是顾淮。
“糖糖接回来了。你人在哪？”
“我在机场。李维人拦住了，底稿没截到。但副本在手上，就已经够了。”
“那个左手有疤的人呢？”
“让他给跑了。但方同志的人在追。他跑不了太久。周慧芳还在里面，李长庚的三家公司已经被盯上了。他带着那张纸跑，跑到哪都会有人跟着。”
顾淮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那你现在回来吗？”
“我马上回去。”我挂了电话，拉开车门坐进方同志的车。车驶出机场，汇入夜色里的车流。路灯一盏一盏从头顶滑过去，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那条被车灯照亮的公路。副本在手，名单在手，人抓了一半，剩下的人也估计蹦跶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