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我和方同志到了省城西郊一栋老居民楼，这栋楼有六层，外墙的涂料起了皮，单元门口的铁门半开着，被风吹得吱呀响。我们上到了四楼，方同志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并敲门。门打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门里，穿着深色毛衣，有点瘦，颧骨高，眼窝深。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方同志一眼，只是问了一句：“周道平让你们来的？”
“不是周道平。我们是省厅的。”方同志亮了一下证件。
“省厅的。那你们来晚了。”
“怎么说？”
“档案不在我这里了。我妹妹拿走了。”她退了一步，让出门口，示意让我们进去。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一杯凉了的茶。她坐下来，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上也没有任何饰品。
“你妹妹叫什么？”
“周慧芳。”陈玉琴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任何停顿，像在报一个早就想好了的名字，“你们如果是来找那份原始档案的，那东西不在我手上了。上个月我妹妹来了一趟，说周道平让她来取的。我给了她。”
“那你为什么把档案给她？”
“因为我不想要了。”这可以吗？陈玉琴看着方同志，“周道平每个月给我打五万，一直没断过，打了二十年。他以为我拿了钱就得替他守着那些东西。我没守。我把档案给了我妹妹，让她转给周道平。我累了。你们要查什么，去找周慧芳。她在省城，跟郑远那家公司在一栋楼里。”
方同志看了我一眼，然后问：“你把档案给你妹妹的时候，有没有留副本？”
陈玉琴没有说话，但从茶几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袋子，放在桌面上推过来。方同志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一沓复印件，页码完整。他抬起头：“你留了。”
“我留了一份。周道平和我妹妹都不知道。”陈玉琴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时候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我要是连副本都没留，你们今天来我就什么都没了。但我留了。你们拿走吧。”
方同志把牛皮纸袋收进包里，站起来。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陈阿姨，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陈玉琴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她看着我们，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因为我在等我妹妹回头。可是她没回。”
我把那句话收进口袋，推开门走出去。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照着我们往下走的背影。到楼下的时候方同志站在车旁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到了一句：“周慧芳的公司，马上封。档案原件可能已经被销毁了，但副本在我们手上。周道平那边先别动，等周慧芳开口。”
挂了电话，方同志看着我：“你猜周慧芳拿到原件之后做了什么？”
“她没有销毁，也不会销毁。她会把原件交给李长庚。因为周道平让她去取，但她听的是李长庚的。李长庚才是那条线上最后一个人。档案原件如果被销毁，所有线索断在周慧芳这里。如果被交出去，李长庚手里就多了一张能随时拿出来用的底牌。”
“那你打算怎么办？”
“去找周慧芳。她在省城CBD三十七层，跟远达资本共用前台。方同志，你调人封楼，我上去找她。”
方同志想了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周慧芳如果手里有原件，我们必须现场固定证据。”
下午四点，我们到了省城CBD。三十七层，电梯门打开，走廊里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远达资本”，一块写着“远达工程”。前台没人，灯亮着。走廊尽头有一扇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灯光。方同志带了两个人，跟在我后面。我走到门口，推开门。
周慧芳坐在办公桌后面。五十多岁，短头发，脸上没有化妆，穿一件深色外套，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看到我进来，没有慌张，也没有站起来。她把那个信封放在桌面上，两只手压在上面，像是怕被风吹走。
“苏青。”她叫了我的名字，不是问句。
“周慧芳。你手上的东西是周道平让你取的。但你听的是李长庚的。”
“李长庚是谁，我不认识。”
“你认识。你不光认识，你还知道他儿子、女婿、司机名下的三家公司。你替周道平管远达工程，替李长庚管档案。他们两个人用的是同一张网，你就是那张网中间那个结。”
周慧芳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目光很直，没有躲，也没有让步。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稳：“苏青，你以为你现在在跟谁斗？你斗的是一张网，不是一个人。你今天把我按住，明天就有人接我的位置。你拿得到副本，拿不到原件。原件今晚就会离开这栋楼。”
“离开这栋楼去哪？”
“去它该去的地方。北京。李长庚亲自来接。”
方同志站在我身后，往前走了一步：“周慧芳，省厅正式立案。你手里的东西现在必须留下。”
周慧芳低头看了一眼那个牛皮纸信封，然后松开手，把信封推到桌子中间。她靠回椅背，说了一句话：“你们拿走吧。拿走了之后，你们就会发现里面少一页。那一页李长庚昨天晚上就取走了。”
方同志上前拿起信封，翻开检查了一遍。页码连着，但中间缺了一页。第四十七页。他抬头看着周慧芳：“那一页上面写了什么？”
“写了李长庚当年从部里退下来的时候带走的一批项目记录清单。那不是账本，是底稿。所有项目的原始底稿。周道平当年从省里调到部里的时候经手的就是那批底稿。李长庚取走那一页，就是在告诉你们——底稿已经不在他手里了。他也不会把底稿交给任何人。”
我站在办公桌前，看着周慧芳那张脸，然后开口：“底稿不在他手里，在哪？”
周慧芳看着我，嘴角动了一下，很短：“在他儿子手里。上个月转过去的。李长庚知道自己被盯上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跑，是转移。他把底稿给了他儿子，让他儿子带出境。”
“他儿子在哪？”
“在机场。”周慧芳说，“今天晚上八点的航班。飞纽约。”
方同志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张缺了一页的牛皮纸信封。晚上八点，现在四点四十。还有三个小时二十分。我看着方同志挂了电话，他转身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机场那边已经安排人了。但如果李长庚的儿子提前到了，我们不一定拦得住。”
“那就去机场。”我拿起手机拨了顾淮的电话，“你现在去接糖糖，送到我爸那。别回咱们家。”
顾淮那边停了一拍：“出什么事了？”
“李长庚的儿子今晚八点飞纽约。他身上带着底稿。我现在去机场。”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你去接糖糖。”
我挂了电话，跟着方同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那两块牌子还挂在墙上。我经过的时候侧头看了一眼，“远达资本”四个字在灯光底下反着光。我收回目光，走进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