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方同志的电话打进来。
“昨晚那个人追到了。高速出口拦下来的，身上没带底稿。他交代了一个地址，说底稿放在一个保险柜里，钥匙在他妹妹手上。他妹妹住在省城老城区，开了一家裁缝店。”
“那他叫什么？”
“刘铁柱。以前在部队待过，退伍之后跟着李长庚，专门处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他左手那道疤，是当年在部队训练的时候留下的。”
“他妹妹叫什么？”
“刘玉芬。在省城老城区开了一家裁缝店，门面不大，开了十几年了。”
我挂了电话，拨了顾淮的号码：“今天下午去趟省城老城区。刘铁柱的妹妹开裁缝店的，底稿在她那。”
“那我陪你去。”
“好。”
下午两点，我和顾淮到了省城老城区。街道有点窄，两边是五六层的老居民楼，外墙爬满了电线，一楼全是沿街商铺，五金店、理发店、小饭馆，中间夹着一间裁缝店，门头挂着“玉芬裁缝”四个字的旧招牌，红底白字，边角卷了边。
我推门进去。店里不大，靠墙一排布料架，中间一张裁床，裁床上铺着一件做了一半的深色外套，旁边放着一把剪刀和一卷白线。一个女人站在裁床后面，五十出头，短头发，围裙上沾着线头，手上戴着一副老花镜。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顾淮一眼，把老花镜摘下来。
“你们要做衣服？”
不是“我找刘玉芬。”
“我就是。”
“你哥刘铁柱昨晚被拦下来了。他交代了一个地址，说底稿在你这里。”
刘玉芬的手停在裁床边缘，没有动。她看了我两秒，然后把老花镜重新戴上，低头拿起那把剪刀，继续裁手里的布料。剪刀划过布面的声音很脆，咔嚓，咔嚓，一刀接着一刀。
“我不知道你说的底稿是什么。”
“刘玉芬，你哥在高速出口被拦下来的时候，身上什么都没带。他说底稿在你这里，钥匙在你手上。你交出来，你哥的事还能轻一点。你不交，方同志的人下午就到，封店查账，你的布料、你的账本、你的银行流水，一样一样都得查。你哥的事也就变成你的事了。”
刘玉芬的剪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裁。她裁完那一道，把剪刀放在裁床上，摘下老花镜，抬头看着我：“那你叫什么？”
“苏青。”
“苏青。”她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弯腰从裁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盒子，灰绿色，巴掌大，上面挂着一把小锁。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锁，掀开盒盖。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有粘。她拿出来放在裁床上，推过来。
“我哥让我保管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就交出去。如果没人来，就烧了。”
我拿起信封，拆开。里面是一沓纸，打字是打印的，页码连着，从第一页到第四十七页。第四十七页在最上面，上面写着一列清单，每行一个项目名称和日期，底下签着一个名字——李长庚。
“你哥替李长庚干了多少年？”
“十几年。从部队退伍之后就跟着他。李长庚退休之后，我哥还在替他跑腿。底稿是李长庚让他去周慧芳那里取的，取回来之后放在我这里。我哥说这东西不能放家里，怕被人翻。”
“李长庚最近有没有联系过你哥？”
“上个月打过一次电话。让我哥把底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哥没转，他说放在我这里最安全。没人会想到底稿在一个裁缝店里。”
我把那沓纸放回信封，交给顾淮。然后看着刘玉芬：“你哥的情况，我会跟方同志说。
刘玉芬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剪刀，继续裁那块布料。咔嚓，咔嚓，一刀接着一刀。我站在裁床前看了她两秒，然后转身推门走出去。顾淮跟在后面，手里夹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走到车旁边的时候，方同志的电话打过来了：“刘铁柱交代完了。他说李长庚不止他一个善后人。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现在在北京，替李长庚管着最后一道门。”
“谁？”
“李长庚的女婿。姓孙，叫孙志远，在北京一家律所当合伙人。李长庚名下那三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全是孙志远一个人做的。底稿如果出事，孙志远就是最后一道防火墙。”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把手机换了一只手：“方同志，底稿原件已经拿到了。陈玉琴那份副本加上刘玉芬这份原件，两份对得上。李长庚那条线从头到尾的原始记录，全在手上。”
“我马上报上去。北京那边今晚就动孙志远。”
“好。”
挂了电话，我看着坐在副驾上的顾淮，他手里那个牛皮纸信封还夹着。他侧头看了我一眼：“今晚回去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嗯。”
车驶出老城区，汇入主路。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往后退，路灯亮了，把整条路照成一条直直的白线。我靠在座椅上，把刘玉芬那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就交出去。如果没人来，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