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桌前。周远那句话还挂在耳朵里——“苏建国经办，沈盛年审核”。原件最后一页底下有一行批注，沈盛年亲手写的。原件在我手里。那行批注就在。
我站起来，拉开柜子最底层，把那个牛皮纸袋抽出来。打开，把原件翻到最后一页。那页纸的正面是转账记录和签名栏，背面空白。我把原件举到窗边对着光看了一眼，背面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我把正面凑近看，在签名栏旁边有一道极浅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指甲大小，不显眼。我把原件放回纸袋，拿起手机拨了方同志的电话。
“方同志，原始档案的最后一页，有没有一行批注写着‘苏建国经办，沈盛年审核’？”
方同志那边安静了一拍：“我查一下。原件在检察院的复印件里有没有这一页？”
“有。但我手上的原件跟复印件对不上。复印件上没有那行批注。”
“那说明原件上那行字是在复印之后才加的。加批注的人知道你手上有原件。”
“沈盛年加的。他写完之后把原件放进档案里，等着有一天被人翻出来。那行批注如果曝光，我爸的案子就会被翻案翻过去——经办人是罪，协办人也是罪。沈盛年就是要用那行字把我爸拉回去。”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去见他。”
下午两点，省城监狱会见室。沈盛年穿着囚服坐在桌子对面，头发剃短了，胡子刮了，比三年前在法庭上见到的时候瘦了一圈。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桌面上，看着我从门口走进来，嘴角动了一下。
“苏青。你来了。”
“你儿子昨天找过我。”
“我知道。我让他去的。”
“他在外面开公司，钱从香港进来，源头跟十五年前那个离岸账户有交叉。你让他去找我，是想让我把原件交出来。他自己注册公司，是想用那笔钱把那条线重新接上。你儿子比你狠。”
沈盛年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叉搁在桌面上：“你查得没错。那笔钱是我以前留的。放在境外，等了三年。周远去找你，不是为了跟你谈条件。他是去告诉你，你不动他，他就动你。你先来找我，说明你怕了。”
“我不怕。”
“那你来干什么？”
我从包里掏出原件，放在桌面上。沈盛年的目光落在上面，停了一拍。
“这上面有一行批注，写的是‘苏建国经办，沈盛年审核’。你写的。”
“对。我写的。”
“你写那行字的时候，那笔钱已经出问题了。你写了这行字，把责任推到我爸头上。你推了十年。现在你儿子要用那行字翻我的案，让我把原件交出去。你父子俩一个在里面写，一个在外面动。你们在下一盘棋。”
沈盛年看着桌面上的原件，没有说话。
“我今天来告诉你一件事。”我把原件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道极浅的痕迹，“那行批注，你写完之后把原件放进了档案里。但你不知道，那本账的原件已经不在我手上了。三个月前，我把它交给了检察院。检察院入卷之后，原件被缩微拍成胶片，原件封存，任何人不得翻阅。你写的那行批注，现在只存在于原件上。我手里这份是复印件。你写了，但没人能看到。”
沈盛年抬起头看着我。
“你儿子拿那行字来威胁我，他手里没有原件。原件在检察院的封存柜里。他拿不到。他手里要是有一份复印件，上面有那行批注，那复印件就是伪造的。伪造证据，再加一条罪。”
我收起原件，放进包里，站起来。沈盛年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桌面上，目光跟着我站起来。
“苏青。”
我停了一下。
“你比你爸狠。你爸查到我这里就停了。你连我儿子都算进去了。”
“我不算人。我只算账。”
我推门走出去。走廊里方同志等着，看到我出来，往前迎了一步。我把原件递给他：“沈盛年认了。那行批注是他写的，但他写在了原件上，原件已经在检察院封存。他儿子手里没有原件。他拿不到。”
方同志接过原件看了一眼，合上：“我马上去查封周远的公司。”
“封。趁他的钱还没转出去。”
当天下午四点，方同志的人到了省城CBD三十七层。远达资本的办公室门锁着，前台没人，电脑主机被拔了电源线，办公桌上散着几张没来得及收的纸。方同志的人撬了门，封了账，把电脑主机搬走了。周远人不在，手机也打不通。方同志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翻项目进度表。
“他跑了。人去楼空。”
“他跑不了多久。公司注册用的是本名，身份证号是北京的。出境记录一查就锁死。”
“已经在查了。”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把手机放在桌面上。窗外太阳已经偏西了，把整面玻璃照成暖黄色。我翻到项目进度表的下一页，拿起笔，在“Q4合作方确认中”那行后面补了几个字：“待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