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是上午到的，前台送进我办公室的时候还搁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寄件地址只写了香港中环某条街的街道名，没有门牌号，寄件人写的是“陈”。我拆开信封，里面掉出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有些发卷，拍的是国信办那间办公室。我爸站在照片中间，穿一件旧衬衫，袖子挽到小臂，年轻，瘦，嘴角微微带笑。照片背面有一行字，笔迹我认得，是陈永昌的：“苏青，这张照片是你爸当年在国信办拍的那张。我一直留着。现在寄给你。树的事，谢谢你。”
我把照片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照片里的我爸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年轻。他那时候还没被那条线缠上，还没扛那十年。他站在那里，笑得很轻，像是刚知道了一件让他高兴的事。
下午回到家，我把那张照片搁在客厅茶几上。苏建国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老花镜搁在茶几角。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照片，伸手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这张照片是我在国信办第二年拍的。那天你妈来北京看我，在楼道里站着，没进来。我出去跟她说了几句话，回来的时候韩卫东站在门口，手里举着相机，说给我们拍了一张。他拍完之后把底片给了陈永昌。陈永昌留了十五年。”
“韩卫东拍的？”
“对。那天他刚调进来没多久。他说拍张照片留个底，将来万一有人问起来，有个凭证。我当时没多想，就让他拍了。”
苏建国把照片翻到背面看了一眼，看到那行字，把照片搁回茶几上，摘了老花镜。
“陈永昌寄这张照片来，是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树的事谢谢你。”
“树的事？那两棵桂花树？”
“对。沈清把大理那棵树的枝条扦插了一棵，种在龙川镇。陈永昌知道了，寄了这张照片过来。”
苏建国把照片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回茶几上，靠回沙发背：“陈永昌这个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老了进了监狱，唯一惦记的是一棵树。”他顿了一下，“但他寄这张照片来，说明他认了。认了就好。”
第二天上午，我拨了方同志的电话：“陈永昌在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判决下来之后他上了诉期，没上诉。现在在押。但他通过律师转交了一样东西出来，给了沈清。”
“什么东西？”
“一个信封。里面是大理那个院子的地契。他当年把那块地卖给沈清的时候留了一份原始地契的复印件。他让律师把复印件转交给沈清，说‘地归你了，树也归你了。这张纸你留着做个念想。’”
“沈清收了吗？”
“收了。她说了一句话——‘留着吧。树是我养的，地是我买的，这张纸我搁在院子里。’”
挂了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窗前，把那张照片从口袋里摸出来看了一眼。照片里我爸站在国信办那间办公室门口，背后墙上挂着一块白板，白板上写着一行我看不清的字。我放大看了一眼，那行字写的是“第三区台账归档”。韩卫东那本台账的源头，就在这张照片里。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台账正在归档。他拍完之后把底片给了陈永昌。陈永昌留了十五年。十五年后，他把照片寄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