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省城东边一家茶馆。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靠里的位置已经坐了一个人。二十七岁，深灰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松开。手边搁着一杯茶，没动过。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站起来，伸出手。
“苏总。”
我没有伸手，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来。他收回手，也不介意，坐回去，端起茶喝了一口。
“你比我预想的准时。”
“你来省城，是想谈什么？”
“谈青创。”陆远舟把茶杯放下，两只手交叠搁在桌面上，“我手里现在有青创百分之五点八的股份。再增持四点二，我就能进董事会。再增持到百分之十五，你开会的时候就要多准备一把椅子了。”
“你的钱从哪来？”
“陈永昌的学费，外加我在对冲基金干了三年的分红。合法收入，经得起查。”
“你三年前回国，先后在两家投资机构任职。一年前辞职，成立南辰资本。启动资金八千万。八千万对你一个二十七岁的人来说，不是小数目。”
“陈永昌欠我爸一条命。我爸当年替他做过事，后来没等到他兑现，人走了。那八千万是他还的。”陆远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变化，像是在报一笔旧账。
“你爸是谁？”
“陆建平。以前在香港做货运。陈永昌那批货进出港口，全靠我爸疏通。后来沈盛年出事，陈永昌撤了香港的几条线，我爸跟着散了。两年前病故。”
我靠在椅背上，把那条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陈永昌养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卫东，进了国信办替他记了十五年的账。另一个是陆建平，在香港替他走了十几年的货。韩卫东记完账进去了，陆建平走了。陆远舟替他爸回来要债。
“陈永昌捐了永昌集团的股权，没给你留一份？”
“他留了八千万。算得刚刚好，够我起步，不够我躺平。他把账算得很清楚。我跟他之间两清了，但我跟你之间还没有。”
“我跟你之间有什么账？”
“你查陈永昌的时候，把他所有在境内的渠道断了。沈盛年进去了，韩卫东进去了，周道平进去了，整条线断了。陈永昌收手了，他把院子交了，把原件还了，回香港养老去了。但他下面还有我。他收手的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没做完的事，你替我做。’”
“他让你做什么？”
“他没说。但我自己想明白了。”陆远舟把茶杯端起来，没喝，又放下，“你查了三年，把所有有关系的人一个一个送进去。你把那条线连根拔了。但你拔的是关系，不是资本。那条线断了，可市场的口子还在。资本的逻辑永远不变——谁有价值，钱就流向谁。你守着青创，守着那棵破树，守着那些旧账本，你觉得你赢了。但市场不认这些。市场只认增长、利润、规模。你不给市场看到这些东西，市场就会换一个人来管青创。”
“你想管青创？”
“我想让青创回到它该去的地方。”陆远舟看着我的眼睛，“你三年里做了太多非商业的事。打官司、查账本、翻旧案。你花在公司业务上的精力，不到三成。青创的增速在放缓，新项目进展缓慢，核心团队开始松动。你再这么干下去，公司会垮。我进来，是想让它活下去。”
我站起来。他抬起头看着我。
“你说完了？”
“说完了。”
“我回你一句。”我低头看着他，“青创的增速在放缓，那是因为市场环境变了。新项目进展慢，是因为我把资金挪去做文旅项目的前期投入。核心团队有人走，是因为他们想去你那边拿高薪。这些我都知道。但你说市场不认旧账——我告诉你，市场认一件事。认那个把公司从零带到行业前三的人。那个人现在坐在你对面。你想进董事会，等你先把增持到百分之十再说。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你增持到百分之十之前，我会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
“查你在对冲基金那三年的交易记录。你在那家基金里经手的每一笔单子，背后有没有跟陈永昌那条线重合的渠道。如果有，你就不是猎手。你是那条线剩下来的最后一截尾巴。我会把它也斩了。”
陆远舟坐在椅子上没有动。我转身走出茶馆，推开门的时候外面的阳光照在脸上，晃了一下我的眼。我站在门口停了一步，拿出手机拨了林染染的电话。
“查陆远舟在香港那三年的交易记录。他在对冲基金经手的每一笔，尤其是跟东南亚港口相关的标的。他爸以前做货运，陈永昌的货走那条线。如果有重合，把证据给我。”
“多久要？”
“明天。”
挂了电话，我走下台阶。身后茶馆的门没有再开。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后视镜里那间茶馆的招牌越来越小，最后被路边的树影吞掉了。手机亮了一下，顾淮发来一条消息：“谈得怎么样？”我回了三个字：“他来了。”然后锁屏，把手机放在副驾座上，往公司的方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