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九点，省城法院。我走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坐着方同志和周队。沈盛年被带进来的时候穿着囚服，手上戴着手铐，头发剃得很短，人比上次在监狱会见室见到的时候又瘦了一圈。他坐到被告席上，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扯了一下，没笑出来。
审判长敲了法槌，宣布开庭。沈盛年的律师先发言，大意是那份原件最后一页的批注——“苏建国经办，沈盛年审核”——不是沈盛年自愿写的，而是在苏青的诱导和压力下补写的。律师说沈盛年在监狱里反复回忆，当时会见室里的氛围让他感到被胁迫，他签那行字是为了尽快结束会见。
审判长转头问我：“苏青，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站起来，走到证人席上站定，没有看沈盛年，看着审判长：“原件最后一页上那行批注，确实是沈盛年写的。但他写那行字的时候，我不在场。他写完之后把原件放进了档案里。那行批注是韩卫东的台账里记录在案的。我拿到原件的时候，那行字已经在上面了。他今天说是我逼他写的，这个说法跟他自己写下的笔迹日期对不上。批注的墨迹氧化程度比原件上其他字迹晚了三个月。技术鉴定报告已经提交给法庭了。”
审判长翻了一下面前的卷宗。沈盛年的律师脸色变了一下，但他很快压住了，开口：“审判长，我的当事人认为，那行批注虽然是他写的，但内容不实。他写那行字的时候已经知道苏建国是清白的，但他被迫写下了不实内容。他今天申诉的目的是纠正这个错误。”
审判长转向沈盛年：“被告，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沈盛年站起来，两只手搁在桌面上，看着我：“苏青，你爸的案子翻了，你赢了。那条线上所有人都进去了。我申诉不是为了翻案，是为了改一个字。那行批注上写的是苏建国经办，沈盛年审核。我写的时候，把两个字写成了。后来有人改成了。改那两个字的人，不是我。”
法庭里安静了一拍。审判长翻了翻卷宗，把原件照片放大投到屏幕上。那行批注上的字迹清晰可见，确实是“经办”两个字。审判长问：“你说是谁改的？”
“陈永昌。”沈盛年说，“陈永昌补了陈永昌出资那三个字的时候，顺手把改成了。他想把责任推得更彻底。我当时在监狱里，不知道这件事。后来韩卫东的台账交出来，我才看到原件照片上的字变了。”
我站在证人席上，把沈盛年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陈永昌补了那三个字，把“协办”改成“经办”。这一个字的改动，把苏建国从协办变成了经办。从轻一点的责任变成了重一点的责任。陈永昌想用这个字把我爸钉得更死。
审判长问我：“苏青，你对被告的说法有没有异议？”
“没有异议。我回去查了陈永昌补写那三个字的时间。他补字的时候用的是铅笔，墨迹很淡。技术鉴定报告里写了，那三个字的笔压跟原件上其他字迹完全不同。沈盛年说的这个细节，跟技术报告对得上。”
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合议了十五分钟。重新开庭之后，审判长宣读裁定：沈盛年的申诉不予支持，原判决维持不变。但法庭对原件上“协办”被改为“经办”一事予以记录在案，并将该情况通报检察院备案。
沈盛年被带下去的时候，经过我旁边停了一步。他没有看我，只是侧着脸说了一句话：“你爸的案子干净了。那一个字，我替他还了。”
我没有接话。他跟着法警走了出去。我站在法庭里，把那份裁定书接过来签了字。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方同志和周队在台阶下面等着。方同志递过来一份材料：“检察院那边的备案通知。原件上被改成这件事，已经记进档案了。你爸的案子里，每一个字都是干净的。”
我接过材料，折好放进口袋。走下台阶的时候，手机响了。顾淮发来一条消息：“糖糖幼儿园今天有活动，下午三点，你来吗？”我回了两个字：“来的。”然后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驶离法院门口的时候，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晃了一下眼。我眯了一下眼，没有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