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的忌日是十月十七号。还有三天。
那天晚上我从包里把那个信封拿出来放在茶几上，苏建国看了一眼，没拿。他坐在沙发上，把老花镜折好放在茶几角，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回了房间。门没关严，里面传来他翻抽屉的声音。我没进去看。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苏建国已经坐在客厅里了。茶几上搁着一张纸，是他昨晚写的，上面列了一串东西——香烛、纸钱、我妈爱吃的糖炒栗子、还有一样东西，他写了一行字：“旧照片，那张在龙川镇拍的。”我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龙川镇。他在那个镇上拍过照片。我见过那张照片，在他那本旧笔记里，两个人站在一栋旧楼前面，一个是我爸，另一个是我妈。我妈年轻的时候扎两条辫子，穿一件碎花衬衫，站在我爸旁边，笑得很浅。
“那张照片你收在哪了？”
“在你妈那个旧箱子里。箱子在衣柜顶上。”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当天下午我去公司处理了几份文件，傍晚提前走了。到家的时候顾淮已经在了，糖糖在客厅里画画，顾淮在厨房里做饭。我进了卧室，搬了把椅子打开衣柜顶上的柜门，把那个旧箱子搬下来。箱子是木头的，上面落了一层薄灰，锁扣没锁。我掀开盖子，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双布鞋、一本旧相册，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把信封拿出来，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我妈站在我爸旁边，扎两条辫子，碎花衬衫，笑得很浅。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是我爸的笔迹：“龙川镇，一九八七年春。”
我把照片放在口袋里，把箱子盖好放回柜顶。晚上吃饭的时候糖糖问我：“妈妈，外公今天没出来吃饭。”我放下筷子走进苏建国的房间。他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副老花镜，看着窗外。房间里没开灯，窗帘拉了一半。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爸，吃饭了。”
“不饿。”
“明天你跟我去一趟龙川镇。”
他转过头看着我。
“那张照片的底片还在箱子里。我想去把照片重新洗一份。旧的那张太脆了，快碎了。”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上午我们上了高速。糖糖坐在后座，抱着她的小水壶，一路上问东问西。苏建国坐在副驾上，手里捏着那张旧照片，看了很久。车窗外的田野从绿色变成黄色，秋天快结束了。三个小时之后到了龙川镇。水街还在，青石板路还在，那棵大樟树还在。车停在镇口，苏建国下车的时候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一眼那片天。他年轻的时候在这里拍过照片，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扶着他走过水街。走到17号门口的时候，那扇黑漆木门关着，门口的兰花开败了，只剩下几片枯叶。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推门。苏建国看着那扇门，开口：“沈从周走了？”
“走了。他把这个院子留给了我。”
“他知道你会来。”
“他说这个院子是他这辈子唯一没干过事的地方。”
苏建国没有接话。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前走。走到水街尽头那家小照相馆门口停住了。照相馆的门脸不大，玻璃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师傅，正在擦相机。苏建国走进去，把那张旧照片放在柜台上。老师傅拿起来看了一眼，抬头看了看苏建国，又看了看照片。
“这张照片有年头了。”
“八七年的。底片还在我这儿。”苏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底片，放在柜台上。老师傅把底片举到灯下看了一眼，点了一下头。
“能洗。要几张？”
“两张。”
“一个小时。”
我们出了照相馆，在镇上的小茶馆里坐了一会儿。苏建国喝了杯茶，没说话。糖糖在旁边跑来跑去，指着窗外一棵大树喊了一声：“妈妈，那棵树上有松鼠！”我探头看了一眼，树杈上趴着一只灰松鼠，尾巴翘得高高的。苏建国也看了一眼，嘴角动了一下。
一个小时后我们回了照相馆。老师傅把两张洗好的照片递过来。一张是彩色的，一张是黑白的。彩色的是修复版，我妈的脸清晰了很多，碎花衬衫的颜色也能看出来，淡蓝色底子，白色小碎花。黑白那张跟原件一样，但大了两倍，装在一个硬纸相框里。苏建国把那张彩色的拿起来看了一会儿，放下来，把黑白那张递给我：“这张你留着。”
“那你呢？”
“我那张旧的够用了。”
当天下午回了省城。晚上顾淮帮我把那张黑白照片挂在了客厅墙上，旁边是我妈年轻时候另一张照片。糖糖指着墙上的照片问：“妈妈，这是谁？”我说：“那是外婆。”糖糖仰着头看了一会儿，说：“外婆好看。”苏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着那面墙，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他回房间之后，我坐在客厅里把那封信拿出来看了一眼。汇款单还在里面，我妈的名字印在上面。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信封折好，放进抽屉里锁上。
第二天早上方同志的电话来了：“陈永昌昨天从香港入境，在机场被拦了。他身上带着一份文件，是永昌集团跟盛华集团十五年前的原始合作协议。上面有陈永昌和沈盛年的签名。他交代了一件事——那张汇款单，是他当年亲手汇的。汇到你妈账户上之前，他给你妈打过电话。电话里他只说了一句话——‘这笔钱跟你没关系，你不需要知道。’”
“我妈怎么回的？”
“她说了一个字——‘好。’然后就挂了。”
我站在阳台上，握着手机，风从楼外灌进来，把窗帘吹得动了一下。我妈接了那个电话，说了一个字“好”，然后挂了。她什么都没问。她可能知道那笔钱不对劲，但她没有告诉我爸。她把它带走了。
挂了电话，我走进客厅。苏建国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我坐在他旁边，把方同志说的那段话复述了一遍。他听完，摘下老花镜放在茶几上，靠回沙发背。
“你妈那个人，一辈子不吭声。她在的时候，家里所有事都是我拿主意。就那一件，她自己拿了主意。她没跟我说那笔钱的事，是因为她怕我查下去会把自己搭进去。”他把老花镜折好，“她替我做了一回决定。我替她扛了十年。”
我没有接话。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糖糖从房间里跑出来，举着一张画扑到苏建国膝盖上：“外公你看，我画了一只松鼠！”苏建国低头看那张画，松鼠画得歪歪扭扭的，尾巴比身子还大。他笑了一下，把糖糖抱起来放在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