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昌是当天下午的航班从合肥飞香港。登机前他发了一条短信给我，只有两句话：“永昌集团的股权我已经签了转让协议，全部捐给慈善机构。香港那边的事我处理完了。你那边那本原件，替我烧一页。就烧最后一页。”
我看完那条短信，把手机放在桌面上，拉开抽屉。原件还在那个牛皮纸袋里，六十三页，一页不少。我把原件翻到最后一页，搁在桌面上。那页纸上有转账记录，有签名栏，有沈盛年写的批注，底下还有陈永昌十五年前补上去的那三个字。字迹淡了，但还清楚。我把那页纸拿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一眼，纸面平整，边角磨损。这页纸在整本原件里最薄，最脆，捏在手里像一片干透的叶子。
我把原件合上，装回纸袋，拿起车钥匙出门。到省厅的时候方同志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卷宗。我把纸袋放在他桌面上，坐下来。
“原件最后一页，我想交给你。”
方同志打开纸袋看了一眼，翻到最后一页，抬头看我：“这页上有陈永昌的笔迹。”
“对。他昨天给我发了短信，让我烧掉。我没烧。你拿去还给陈永昌。剩下的原件，入档。”
“还给陈永昌？”
“对。他昨天去龙川镇，把他十五年前写的那行附言告诉我了。那行字是他写的，不是我爸写的，也不是沈盛年写的。这页纸上有他补的三个字，也有他写的一行附言。这些东西应该还给他。让他自己处理。”
方同志把那页纸抽出来，单独放进一个证物袋里，贴上标签。然后把剩下的原件放回纸袋，封存，编号入档。他做完这些，抬起头看着我：“陈永昌后天回香港。我让同事送他去机场的时候转交。”
“不用转交。我去送。”
“你送？”
“他昨天去龙川镇把院子交了，把话也交了。我今天替他把这页纸送过去，算两清。”
方同志看了我两秒，点了一下头。
第三天上午，省城机场。陈永昌在候机大厅里坐着，身边只有一个登机箱，手里捏着一张登机牌。他看到我走过来，站了起来，目光落在我手里那个证物袋上。我把袋子递过去。
“原件最后一页。你不是让我烧吗？我没烧。还给你。”
他接过证物袋，低头看了一眼里面那页纸。看了几秒，把袋子收进外套内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你为什么不烧？”
“因为那页纸上写的不是我们两家的账。是你自己十五年里做过的事。你补了三个字，写了附言，把院子交了。那页纸应该留着。你自己决定怎么处理。”
陈永昌站在候机大厅里，两只手垂在身侧，没有说话。广播里在播报航班登机信息。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那张登机牌，又抬头看我。
“苏总，我昨天在龙川镇坐了一下午。那个院子，你打算怎么处理？”
“留着。养着。树长得好好的，不能荒了。”
“好。”他提起登机箱，转身往安检口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苏青，你爸当年查账查到那一步停下来，你替他走完了。你妈的事，也替她守住了。我欠你爸一句对不起，今天补上。”
他没有等我回答，转身走进了安检口。登机箱的轮子在光滑的地面上滚了两下，声音很轻。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我站在候机大厅里，看着安检口那道帘子落下来，过了一会儿才转身走出去。
当天晚上回到家，糖糖跑过来递给我一张画。画上是一棵大树，树底下坐着一个扎马尾的女人，旁边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手里拎着一个箱子。画底下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妈妈送叔叔。”我蹲下来，把她画上那行字看了一遍，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妈妈去送人了？”糖糖说：“外公说的。他说今天有个叔叔要回很远的地方，妈妈去送他。”
我把画贴在冰箱门上，和苏建国那张旧照片并排贴着。苏建国从房间里出来，看了一眼那幅画，没说什么，走到厨房倒了一杯水。顾淮在阳台上收衣服，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低声说了一句：“你明天去公司？”我点了一下头。他放下衣服，把阳台门拉上。
那天晚上糖糖睡了之后，我坐在客厅里，把那份原件最后一页的复印件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一眼。纸面平整，边角裁得方方正正。看了一会儿，我把它折好放回抽屉，关上。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拉上窗帘。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落在客厅地板上，细细的一条。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