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以南的战事结束以后，晋西北进入了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鬼子的华北方面军收缩了防线，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在平津和张家口周围，对晋西北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攻势。同蒲铁路北段被彻底切断，大同往南的公路也全部控制在八路军手里，从太原到忻州再到大同，几百里地见不到一面膏药旗。
独立团的防区在这一年扩大了不少。从杨村到榆次，从榆次到潇河两岸，再加上忻州以南新划过来的几个镇，防区面积比原来翻了将近两番，人口也增加到了好几万。旅部把独立团防区内的几个县正式划为榆次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管辖范围，老周头被正式任命为区长，区政府的牌子从榆次城里那间商会会馆换到了原来伪县政府占的那栋青砖大院里。院子很大，三进的，老周头嫌住着浪费，把后院腾出来办了区干部培训班，中院做了区政府的办公室，前院改成群众接待处和临时救济物资发放点。
李云龙把团部从原来的土坯房搬到了杨村后面一处新修的大院子里。院子是用拆掉的旧窑洞砖石和缴获的鬼子木料盖的，青砖灰瓦，比原来宽敞了不少，但还是一股子泥土和松木的气味。墙上挂着新绘的防区地图，标着各营驻地和民兵联防点的位置，旁边是一张用毛笔手绘的太岳根据地全图——那是识字班结业学员的作业，刘三宝画的，每一道山梁每条河都描得清清楚楚，赵刚让人裱了挂在墙上。团部里多了一张大方桌和几条新长凳，是榆次城里一个木匠铺子送来的，铺子掌柜的说八路军把鬼子赶跑了，他没啥好表示的，给团部打套桌椅。李云龙让人付了钱，掌柜的不肯收，最后还是赵刚按市价折成了边区票塞在他门缝底下。
这段时间李云龙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地方武装建设——总部要求每个团在自己的防区内至少建立一支相当于营级规模的地方武装，作为后备力量。李云龙把防区内的民兵骨干集中到杨村，办了三期培训班，每期四十人。教员是各营退下来的老兵，有伤了腿不能再跟部队机动的，有年龄大了不适合野战转行的，李云龙把他们安排到培训班当教官，教射击、教投弹、教基本战术，也教怎么在村里组织民兵巡逻和紧急疏散。培训班结业的民兵骨干回到各村以后，又在本村组织新的民兵小组，一级教一级，层层往下铺。到后来，独立团防区内每个行政村都有了一支十到二十人的民兵队伍，总人数超过了八百人，武器装备以缴获的老套筒和中正式为主，弹药由郭大锤的军械所统一供应复装弹。这些民兵平时种地，每隔五天集中训练半天，战时能配合独立团执行外围警戒、情报传递和伤员转运的任务。
二是军械生产的扩大。郭大锤的军械所从杨村后山的地窖搬到了榆次城外一处废弃的鬼子军械修理所里。修理所原来有几间砖房和一个半地下式的仓库，郭大锤把砖房改成了修枪车间和复装弹车间，把仓库改成了弹药成品库。人手也增加了——除了原来的几个老军工和学徒以外，又从新兵里挑了十几个手巧的补充进来，加上太原解放后从太岳兵工厂调来的两名技术员，军械所的总人数超过了三十人。复装子弹的日产量稳定在五百发以上，复装迫击炮弹的月产量接近一百发，新批次的底火配方经过反复调整，炸膛率已经控制在百分之二以下，旅部炮工科来人抽检了两次，评价是“接近原装水平”。郭大锤用太原缴获的装甲车钢板给每个机枪班打了一套可拆卸的机枪护板，又用榆次城外拆回来的鬼子卡车弹簧钢板试制了一批新式大刀，比老款的短三寸但钢火更硬，刀背上还留了锯齿，能锯铁丝网和灌木枝。张大彪拿到新刀以后在训练场上劈了半天的木桩，劈完以后对郭大锤说这把刀比原来那把强。
王承柱在军械所旁边单独搞了一间炮工室，里面摆着各种引信、底火和发射药样品，墙上挂着手绘的弹道图和不同装药量对应的射程表。他把独立团所有迫击炮和山炮的射击记录卡全部汇总，按炮号建档，每门炮打了多少发、炮弹批次是什么、弹着偏差规律如何，都记得清清楚楚。上次旅部炮兵集训队结业以后，姜大有被旅部正式借调去当了一年教员，回来以后带了一套完整的迫击炮教材回来，王承柱把教材复写了几份，发给每个炮班一份。
赵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政权建设和干部培养上。榆次区抗日民主政府下辖的三十多个村子，每个村都建立了村公所和民兵队，村公所的账本全部公开，救济粮发放逐户登记按手印。识字班从杨村扩展到了全区，每个较大的村子都设了一个教学点，教员由独立团的学员兵和本地识字的青年担任，教材用的是赵刚主持编写的《抗日军民识字课本》，里面除了认字以外，还有弹药识别、地图判读、公粮计算和简单的战场救护步骤。各村的识字班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一个时辰，农闲时加课，农忙时减课。
学员兵程明义在区政府干了一年多以后被赵刚正式任命为区政府的文书兼教育干事，负责全区识字班的统筹和教材印制。他把识字班的优秀作业选编油印成册，发给各教学点当范文，里面收了好几篇刘三宝写的战斗简报和地形描述。刘三宝自己被赵刚调到了区政府，除了协助程明义处理文书工作以外，还负责烈士名录的持续更新和校对——每次独立团有新的牺牲者，他就在名录上工工整整地补一行名字，从不遗漏。
沈慎之管着区政府的后勤账目，从药品到粮食到被服，进出都记在账本上，每月底跟独立团后勤对一次账。陈大脚从医院调过来以后一直负责药品和物资的接收分发，把缴获的鬼子药品分类登记在册，消炎药、止痛药、止血带分门别类装在木格子里，每个格子上都贴了手写的标签。他在管库之余也去识字班上课，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药品名，仓库里每一种药的标签都是他自己用铅笔头写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很用力。
杨村老百姓的日子也在慢慢变好。鬼子刚被赶走时，很多人家断了粮，靠赵刚从缴获物资里拨出的救济粮撑了过来。后来区政府的农贷下来了，从旅部后勤处拨来的耕牛和农具也分发到了各个村子，地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后山的麦田从原来稀稀拉拉的一片变成了连片的绿色，麦穗沉甸甸地弯着腰。石匣村的老周头——现在是老周区长了——把自家院里的枣树嫁接了几棵新枝，分给了村里以前被鬼子烧了院子的几户人家。五里铺那个分到几十斤救济粮的老太太养了一窝鸡，每次有独立团的战士路过村子，她都往人家手里塞两个煮鸡蛋。
独立团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战士们的伙食从原来的杂粮饼子加野菜粥，变成了杂粮饼子加小米粥，菜里能见到油星和肉末了——肉末是缴获的鬼子罐头掺在炖菜里的，油是大同解放后从鬼子仓库里缴获的豆油。老王头用缴获的鬼子大酱和杨村老百姓送来的萝卜腌了几十坛咸菜，码在灶房后面的窑洞里，每次开饭时每人一块，战士们管它叫“抠神牌咸菜”——因为李云龙舍不得多吃，每次都只夹一小块。老王头听了这个外号以后，拿着勺子站在伙房门口骂骂咧咧了半天，说老子腌的咸菜凭什么挂团长的名，下次不腌了。但他第二天还是照常搬了两坛出来，分菜时还是每人一块。
丁伟和孔捷来过杨村几次，每次来都要在团部吃顿饭。丁伟的新一团在榆次以东站稳了脚跟，被服厂搞得有声有色——他用缴获的鬼子被服仓库里的军毯和布料做原料，组织了几十个妇女成立被服小组，专门给三个团做军装和布鞋。孔捷的新二团在太原东北方向搞了个药品储备点，把历次缴获的药品集中起来统一调配，三个团的卫生队缺什么药都到他那里去领。李云龙的独立团负责弹药复装和军械维修，郭大锤的军械所不光给独立团修枪，也给新一团和新二团修，收费标准是弹药换弹药——送来多少空弹壳就换走多少复装弹，坏枪免费修，修不好的拆零件抵工费。三个团长在杨村团部围着方桌吃老王头炖的萝卜粉条时，丁伟说咱们三个团现在就跟合伙开了个铺子似的，各管一摊。孔捷说铺子是铺子，但东家是旅长，账本都在旅部。李云龙说账本在旅部不要紧，只要东西在咱们手里。
旅部的评价也印证了三个团联防分工的效果。赵刚起草的那份联防方案经过了几次修订，已经把后勤共享、兵员调配、防区衔接等条款都写成了正式制度。旅长在文件中批了一段话：“独立团在弹药复装和军械维修方面的经验，新一团在被服生产方面的经验，新二团在药品储备和卫生保障方面的经验，各有所长，互为补充。这种分工协作的模式对全旅后勤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一个普通的傍晚，太阳从北山梁上落下去，余晖把打谷场上的石碾子照得金黄。李云龙坐在团部门口的台阶上，翻看着识字班刚送来的新一批作业本。本子上用铅笔头写着的字已经不像最早那批一样歪歪扭扭了，有人写了战斗简报，有人写了地形描述，还有人写了自己的家乡——描写沁源的麦田，描写榆次的枣树，描写忻州的山桃花。这些战士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能写几百字的短文了。
虎子从灶房那边走过来，手里端着两碗小米粥，递给李云龙一碗，自己端着一碗蹲在旁边的石头上喝。栓子跟在后面，端着一碟咸菜，放在李云龙手边的台阶上。李云龙喝了一口粥，把作业本合起来递给赵刚，说下批识字班的课程表什么时候出来。赵刚接过作业本，从口袋里掏出铅笔说课程表已经排好了，除了原来的课以外，这一期加了一门课——怎么给家里写信。他说战士们出门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给家里写过信，不是不想写，是不知道怎么写。现在识字了，该学了。李云龙沉默了一会儿，说这门课排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