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沈砚把本卷的账，从头到尾，盘了一遍。
盘账，是他跟着叔父学的。叔父说，账不能攒到年尾再盘——攒得越久，漏得越多。每一卷拍完，都要盘一次：钱花到哪儿去了，人走到哪儿去了，戏拍到哪儿去了。盘清了，才能接下一单。
长台上，证据分成了四摞。
第一摞，是“纸”。第一页剧本、第二页残页、两份名单、权限移交书、叔父的日记、叔父的信。沈砚一张一张过，在笔记本上打勾：残页笔迹与日记吻合，已验；权限移交书批阅为叔父亲笔，已验；叔父的信——信只有两句话，可那两句话，是整卷的钥匙。
第二摞，是“影像”。二十八卷胶片盒、四十七盒自动放映的胶片、SD卡、铜镜夹层里的照片、幼年影像。白露负责这一摞。她一张一张看，把每一段影像的时间和内容，记进观察本：“胶片的唇语、录音带里的声音、照片背面的小字——三样东西，三个来源，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沈砚说，“替身，走向镜头，终结正脸。”
第三摞，是“身份”。阿凯的档案、阿铁·零号的记录、贺临川的退场计划。沈砚把阿凯的档案抽出来，在“替身序列”一栏，划了一道线：“这一栏，到此为止。特技顾问聘用合同，昨天已经签了。”
第四摞，是“影城本身”。老放映机、木牌、总账房、调度室、剪辑机。沈砚看着这一摞，很久，才说：“这一摞，是影城自己的东西。前两座片场，我们一直在‘拍戏’。可拍完两卷，我越来越觉得——影城不是片场，是‘片场之上’的东西。它管着所有的片场，像总账房管着所有的账。”
盘完证据，沈砚又盘了一本账——本卷的开销。胶片、道具、布景、伙食，一笔一笔，核到分。他核完，在账页末尾写了个总数，又写了一句批注：“本卷超支三成。超支的部分，不是花在戏上——是花在‘找路’上。下卷，路要少走一些。”
“超支三成，还能补吗？”老周问。
“能补。”沈砚说，“预算表上，第三卷的款项，我留了余量。超支的部分，从余量里扣。可账要记清楚——钱花在哪儿，人走到哪儿，戏拍到哪儿。三样账，一样都不能糊。”
“影城有意识。”白露说，“它会编规则，会藏画面，会自动载入下一卷剧本。它不是一座房子——它是一台机器，一台会‘安排戏’的机器。”
“机器，也要人喂。”沈砚说，“喂它的，是戏。我们拍完一卷，它就吃掉一卷。它吃了两卷，还想吃第三卷。”
午后，沈砚把八个人召集到茶水间，开了一场会。
“本卷的事，到此为止。”沈砚说，“接下来，是下一卷的事。下一卷，我不打算一个人定——这一卷，是大家一起拍完的。下一卷怎么走，先听大家的。”
老周先开口：“我守门。前两卷，我守的是片场的门。下一卷，我守的是影城的门——管它多少座片场，门只有一道。”
“我管道具。”小满说，“下一座片场要什么，我提前备什么。搭景的师傅不留姓名，我留——我记下每一件道具的来路，出问题，找得着源头。”
“我继续观察。”白露说，“戏拍到哪里，我看哪里。不看正脸，看侧面、看背影、看脚——影城喜欢藏脸，可它藏不住脚。”
“我当特技顾问。”阿凯说，“我签了合同。谁要替谁死，先过我这关。”
沈砚在笔记本上，把每个人的分工，一条一条记下。记完，他合上本子：“两件事，定下来。第一，继续找剧本碎片——残页只有两页，影城还有更多的‘信’没被发现。第二，追查叔父的死——他不是自己走进影城的。他管了二十年账，最后那笔账，记的是他自己。这笔账，我要查清楚。”
“怎么查？”小满问。
“从第三卷查。”沈砚说，“叔父死在影城里，影城的账上，一定记着他。我们进第三卷，不是去拍戏——是去翻账。”
“翻账，要防着一件事。”老周说，“影城不会白让我们翻。它让我们进片场，是要我们‘拍完’。我们翻它的账，它就会给我们加戏——加的戏，就是它的账本，让我们替它演。”
“那就演。”沈砚说，“它加戏，我们接戏。接戏，就得守规则——可规则，是可以查的。前两卷，我们查出了替身名额、正脸豁免、选择权。第三卷，还会有新的规则。规则越新，漏洞越大。”
“漏洞。”白露说，“影城的规则，不是天衣无缝的。它每一次加新规则，都会留下痕迹——像账本上多出来的一笔。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一笔。”
散会之后，天已经黑了。
白露没有走。她留在长台边，把那页残页，又翻了出来。灯光下，残页烧焦的一角，像一片干枯的叶子。她看了很久，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贺临川还在等最后一位主角。”
“你说什么？”沈砚从门口折回来。
“没什么。”白露把残页收好，“我只是在想——他说‘他替他走向镜头’，已经等了二十年。等的人，不会一直等下去。等到第三卷，他总要等到一个结果。”
“结果有两种。”沈砚说，“替身走进镜头，原身回来收尾——戏散，人齐。或者，替身不走进镜头，原身永远等不到收尾——戏不散，人也不齐。”
“戏散人齐。”白露重复道，“卷一留下的暗号，说的是这个意思。”
深夜，沈砚独自站在片场门口。
门还是那道门，可门外，已经不是来时的路了。远处山坳里，《临时演员》的霓虹灯牌，正一闪一闪地亮着，隔着整座山，像一场戏的序幕。
他站了很久。夜风从山坳那边吹过来，带着新漆的气味，和一点若有若无的、胶片烧过的焦味。他忽然想起叔父说过的一句话：戏班子，永远缺一个角。
“下一座片场，”沈砚说，“不光考规则。它考的是——我们是谁。”
他转身回到办公楼，把预算表、档期表、演员表，一张一张，摊在长台上。
预算表上，第三卷的款项，已经列了一栏，金额空白，等着填。档期表上，开机日期写着一行字：待定。演员表上，名字只有几个——沈砚、白露、老周、小满、阿凯。最后一行，空着，像在等一个人落笔。
沈砚拿起笔，在最后一行，没有写名字。他写了一个问号，又划掉，最后，写了两个字：
“替身。”
“替身。”
他把那两个字，又看了一遍。二十年前，阿铁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姿势——写完了，看一会儿，再放下笔。他想起阿凯说过的话：我爸一辈子没签过合同。
“下一卷，替身两个字，要写在合同上。”沈砚说，“谁当替身，谁签合同——写清楚，拍什么，替谁，拍完怎么收场。影城靠一句话骗人，我们不能靠一句话活。”
他放下笔，把三张表，折好，收进档案袋。窗外，霓虹灯牌的光，正一点一点，把夜空染亮。远处的山坳里，隐约传来一声锣响——那是第三座片场，开拍的信号。
“戏，要开拍了。”沈砚说。
白露站在办公楼门口，看着他走出去。她没有跟上去，只低声说了一句：“他记了一辈子账，最后记下的，是‘替身’两个字。”
“替身，是影城最老的角。”老周从门里走出来，站在她旁边，“也是影城最不肯散场的角。贺临川退场，替身进场；替身退场，原身回来。绕来绕去，绕不开一个替字。”
“那最后一位主角呢？”白露问。
老周没回答。他望着远处那盏灯，很久，才说：“等戏开了，就知道了。”
夜风又起。山坳里的锣声，已经歇了。可那盏霓虹灯，还亮着，像一座片场，正等着它最后一位演员，走进镜头。
他没有回头。他走向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