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沈砚把证据铺满了整张长台。
长台是调度室隔壁那间屋子里的，老周擦了三遍，边角的水渍都擦干净了。白露把每一件证据贴上标签，编号、日期、来源，一笔一笔写得清楚。小满负责拍照存档，一卷一卷拍过去，拍完一张，就放进新的档案袋。
阿凯站在桌边，看着那些东西一件一件铺开。他忽然觉得，这一桌子的纸和胶片，比他在片场里见过的所有布景，都更重。布景是假的，纸是真的——真到每一张，都搭着一条命。
笔记本、那封信、两页剧本、胶卷、SD卡、铜镜夹层里的照片、贺临川的日记——一样一样，分类归档。他先按“纸质的”和“影像的”分，又按“贺临川写的”和“片场给的”分。分到一半，他停下来，看着满桌的东西，说了一句：“分不清了。”
“什么分不清？”白露问。
“分不清哪些是贺临川写的，哪些是片场编的。”阿凯说，“日记像是他写的，录音带里像是他说的话，可这些东西是怎么到我手里的——是片场‘给’的。片场给的东西，我信不过。”
“你分不清，是对的。”沈砚说，“这一桌东西，谁真谁假，得一样一样验。日记是贺临川写的，可信；照片是片场给的，存疑；剧本残页是贺临川的笔迹——可信。可它们混在一起，中间隔了二十年，谁知道哪一样被人动过手脚？”
“先验最要紧的。”白露说，“第二页剧本残页，和贺临川的日记，对一对。”
“怎么验？”小满问。
“验三样。”沈砚说，“笔迹、内容、墨色。笔迹一样，内容相通，墨色新旧一致——三样都过了，才算真。”
沈砚把残页和日记并排放在长台正中。他先对笔迹——残页上的字，和日记里的字，起笔、收笔、转折，一模一样。他又对内容——日记里，贺临川反复写“让替身终结正脸”；残页上，写着“他替他走向镜头”。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
“墨色呢？”白露问。
沈砚没说话。他把残页举到灯下，又翻日记的纸页，对着光看了很久。残页的纸边，和日记靠后的几十页一样，泛着同一种暗黄——不是做旧做出来的黄，是放了二十年的黄，黄得均匀，黄得沉。
“墨色也对。”沈砚说，“是同一年写的。不是后来补的。”
“是真的。”白露说，“残页是贺临川写的。它和日记、和胶卷里的唇语、和录音带里的话，全部对得上——它们都在说同一件事：替身，走向镜头，终结正脸。”
“全卷关键道具。”沈砚在档案袋上写下一行字，“确认。”
沈砚没有就此打住。他让小满把SD卡里的录音、胶卷里的唇语、铜镜夹层里的照片，一一调出来，和残页并排比过。录音带里的声音，说的是“替身替正脸死在镜头前”；胶卷里的唇语，说的是“正脸是钥匙”；照片背面那行小字，写的是“我替你记着”。三样东西，三个来源，指向同一个答案。
“各说各的，说的是一件事。”沈砚说，“这就不是巧合了。影城藏了二十年，藏不住的是——它一直在等一个替身，替正脸，死在镜头前。”
“确认了，就收进保险柜。”他说，“剧本残页，是贺临川留下的‘信’。信不能丢——丢了，这卷戏的答案，就没了。”
阿凯在旁边帮忙。他翻到一叠旧文件，那叠文件压在长台最底下，纸边发脆，像是很久没动过。他翻开第一份，停住了：“沈哥，你看这个。”
沈砚接过来。那是一份“权限移交书”，标题写着一行字：
“调度系统权限移交。移交人：贺临川。接收人：（匿名）。”
“权限移交书。”沈砚说，“贺临川生前，把调度系统的权限，交给了一个匿名制作人。”
“调度系统。”白露重复道，“我们昨天在调度室见到的，那台能调出所有历史戏的机器，就是调度系统。贺临川把‘管整座影城’的权限，交了出去。”
“移交书上有日期吗？”小满问。
沈砚翻到落款处：“有。贺临川失踪前一个月。”
“失踪前一个月就写好了。”白露说，“他不是临时起意——他早就在安排后事。他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提前一个月，把影城托付出去。”
“托付给谁？”阿凯问。
“接收人一栏，是空的。”沈砚说，“名字没填。可第二页，有批阅的痕迹。”
白露接过来，翻到第二页。第二页上，有红笔的批阅——一行小字：“接收人身份，由本人确认。自贺临川失踪之日起，接管影城调度权。”
那行红笔的字迹，沈砚认得。
“叔父的批阅。”沈砚说，“这叠文件上，全是叔父的批阅痕迹——权限移交、接管影城、封存决定。他在每一份文件上，都批过字。”
“匿名制作人，是你叔父。”白露说。
“是。”沈砚说，“他把名字空着，是因为他不想留名。他批的字，比贺临川的移交书还多——他接管之后，做的每一件事，都批了字。他不留名，可他把每一步都记了下来。”
“日期。”沈砚没有立刻回答。他翻到文件最后一页，看日期——权限移交书的落款，是贺临川失踪那一年。而接管批阅的日期，比移交书晚了三天。
“晚三天。”沈砚说，“贺临川失踪三天后，叔父接管了影城。”
“三天，够一个人想清楚很多事。”老周说，“够他想清楚‘接不接’，也够他想清楚‘接了之后怎么办’。他想了三天，最后还是接了——他不是想清楚了，他是放不下。”
“放不下贺临川。”白露说。
“放不下影城。”沈砚说，“也放不下——我。”
“他等过三天。”白露说，“他等贺临川——等他回来，等他解释。等了三天，贺临川没回来。他接管了影城。”
“接管，不是抢。”沈砚说，“是‘接’。贺临川把权限交给他，他接了下来。他接的不是权——是‘封存影城’的责任。他管了二十年，管到最后，把自己也管了进去。”
“他管到最后，是把自己管进去的。”老周说，“一个肯写批阅的人，是不会糊弄账的。他记了二十年账，最后那一笔，记的是他自己。”
屋里安静下来。阿凯把那叠文件，一页一页翻完，又放回原处。他忽然说：“你叔父，知道贺临川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沈砚说，“他要是知道，就不会等三天。他要是知道，也不会把这叠文件留给我——他会一把火烧了，让贺临川这个名字，彻底从影城消失。”
“他没烧。”白露说，“他留着，说明他信——他信贺临川还会回来。留着移交书，就是留着‘等他回来’的证据。”
“叔父的日记。”沈砚说，“他死前，留了一本日记。日记的前半本，我读过——记的是影城的账。可最后十页，我从来没有读完过。”
“为什么没读完？”阿凯问。
“因为最后十页，他写着写着，字就乱了。”沈砚说，“我那时候以为，他是病的。现在我知道——他不是病，他是怕。他怕的东西，写满了最后十页。”
老周站起身，先把长台上的证据，一件一件收回档案袋：“读归读，规矩不能乱。一页一页读，读完一页，封一页。免得读到后面，前面的又忘了。”
“谁读？”小满问。
“我读。”沈砚说，“叔父的字，只有我认得全。白露在旁边看日期和页码，老周管着灯，小满记。”
“我呢？”阿凯问。
沈砚看了他一眼：“你在门口听着。那些字是给家里人看的——你在，不算外人。”
阿凯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沈砚打开保险柜，取出那本日记。日记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卷起，像被人反复摩挲过。他翻开前半本，账目依旧，一笔一画；再往后，翻到倒数第十页，字迹开始歪斜——那不是一个记账人的字，那是一个害怕的人的字。
“就是这里。”沈砚说，“从这一页起，他记的，不是账了。”
他把日记平放在灯下，翻开了最后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