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点整，沈砚出了片场。
门卫——片场雇的临时门卫——看了一眼他的勘景单，放行了。沈砚走出片场大门，沿着围墙，向东走了两百米，看见一座半埋在山体里的旧屋。
老放映室。
屋子不大，一层的平房，屋顶长着草，墙皮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青砖。门是木门，锁着，锁是老式的挂锁，已经锈死。沈砚蹲下来，看那把锁——锁孔里，塞着一截铁丝。
“有人开过。”他说，“铁丝是新塞的，不是锈死的。”
他拔掉铁丝，锁舌“咔哒”一声，弹开了。他推门进去。
屋里很暗，一股旧胶片的味道——醋酸、灰尘、铁锈，混在一起。沈砚摸到墙上的灯绳，拉了一下，灯没亮。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照了一圈。
屋里堆满了胶片。一箱一箱，从地面，码到顶棚，箱子上的标签，全是年份：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一直排到今年。每一箱，都写着同一个名字：《临时演员》。
“全是《临时演员》。”沈砚说，“二十年，每年一箱——这部戏，拍了二十年？”
“不是拍了二十年。”白露跟在他身后，说，“是‘存’了二十年。每年一箱，是每年收进来的——收的，是每一年的‘版本’。”
“版本。”沈砚说，“片场每年，都拍一版《临时演员》？”
“可能。”白露说，“每年一版，拍完，封存，收进这间屋子。二十年，二十版。”
“二十版，”沈砚说，“可只有第一版和第二版，有人演过——其他的，是谁拍的？”
他走到屋子中央。那里，立着一台放映机——16 毫米的，老式，铸铁的机身，落着厚厚一层灰。放映机的片盘上，还挂着一卷胶片，胶片已经发脆，边缘卷起，像挂了很多年。
“16 毫米放映机。”沈砚说，“卷一的3号棚放映机，就是这种型号。”
他检查了一下机器——电源线，还通着电。他按下开关，机器嗡了一声，片盘慢慢转起来。墙上的银幕，亮起一片光。
画面里，是一条旧街景——和现在片场的街景，几乎一模一样。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站在街景中央，正在给演员说戏。
是贺临川。
年轻时的贺临川，站在镜头前，手里拿着剧本，正在给一个女演员讲走位。女演员背对着镜头，看不清脸，可她的身形，很瘦，长发，扎在脑后。
“她在走位。”白露说，“贺临川在给她讲戏。”
“她是谁？”沈砚问。
白露没有说话。她盯着银幕上那个女演员的背影，看了很久。
画面里，女演员转过身来。她面向镜头，脸，清清楚楚地，映在银幕上。
那是一张年轻的脸。眉眼，轮廓，和站在沈砚身边的白露——几乎一模一样。
白露僵住了。
“她……”小满站在门口，也看见了，“她长得，好像白露姐。”
“不是好像。”阿凯低声说，“是像——太像了。”
白露没有动。她站在放映机旁，看着银幕上那张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白露。”沈砚轻声叫她，“你认识她吗？”
白露摇了摇头。她的声音，有些哑：“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这张脸。”
“可她长得像你。”沈砚说，“像到，站在镜子前，会分不清。”
“我不知道。”白露说，“我小时候，跟着祖父长大。我的照片，祖父给我看过——我母亲的样子，我没有见过。祖父说，我长得像母亲。”
“像母亲。”沈砚说，“那银幕上这个人——是你母亲？”
“我不知道。”白露又说了一遍，“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祖父说，她走了，没有回来。我没有她的照片。”
“可这里有。”沈砚说，“这卷胶片里，有她的脸。”
画面继续转。贺临川讲完了走位，女演员点了点头，走到街景中央，站定。贺临川退到镜头外，举起手，准备喊开始。
他忽然停住了。他回过头，看着镜头——不是看镜头，是看镜头后面，某个方向。
他张了张嘴，说了一句话。声音没有录上——画面是哑的，只有他的口型。
沈砚盯着他的口型，慢慢念出来：
“第三页……早已写好……但无人能念。”
“第三页。”沈砚重复道，“贺临川说，第三页早已写好——但无人能念。”
“无人能念。”白露说，“能念第三页的人，还没出现。”
“或者，”沈砚看着银幕上那张酷似白露的脸，“能念的人，就在片场里——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
白露没有接话。她看着银幕，看着那张和自己的脸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很久，才问：“沈砚，第三页——和这个女人，有关系吗？”
“有关系。”沈砚说，“贺临川拍这卷胶片的时候，这个女人，站在他的镜头前。他给她讲戏，讲的是走位——可他说，第三页无人能念。”
“他是在对她说的。”白露说，“他在告诉她，第三页，她念不了。”
“念不了，”沈砚说，“是因为她还不是‘正脸’。正脸，才能念第三页。”
“正脸。”白露重复道，“这一卷，片场一直在说——临时演员的最终命运，是成为正脸。”
“成为正脸，”沈砚说，“才能念第三页。而第三页——是这一卷的‘最终出路’。”
他关掉放映机。银幕暗下去，屋里的光，重新变回手电筒的冷白。
“这卷胶片，我带走。”沈砚说，“它是这一卷的‘母带’——贺临川在母带里，留了第三页的话。我们拿着它，就等于，拿着第三页的‘引子’。”
他小心地把胶片，从放映机上取下来，卷好，收进怀里。
“白露，”沈砚说，“你还好吗？”
“还好。”白露说，“我只是在想——我母亲，如果真的是这个人，那她，也在这座影城里，拍过戏。”
“她拍过。”沈砚说，“二十年前，贺临川亲自给她讲戏。她不是临时演员——她是贺临川，亲自选中的人。”
“选中的人，”白露说，“后来呢？”
沈砚没有回答。他走到那排箱子前，蹲下来，翻看标签。一九九八年的那箱，封口已经开了。他打开箱盖，抽出最上面一卷胶片——胶片盒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淡了，可还能认出：
“第二场·留给她。”
“留给她。”沈砚说，“这卷胶片，不是拍的——是‘留给’的。贺临川给那个女人，单独留了一卷。”
“留给她的，”白露说，“是她的戏？”
“是她没拍完的戏。”沈砚说，“她‘不见了’之后，这卷胶片，就一直留在这儿——等它该等的人，来取。”
他望着屋里那一箱一箱的胶片，望着箱子上“一九九八年”的标签，很久，才说：
“后来，她‘不见了’——和贺临川的妻子，一样。”
白露的脸色，白了一瞬。
“贺临川的妻子，姓林。”沈砚说，“这一卷，我们查到的每一件事，都绕着一个人转——一个姓林的女人，一个长得像你的女人，一个被贺临川亲自选中、又在影城里‘不见了’的女人。”
“她们，”白露的声音，很轻，“是同一个人吗？”
沈砚看着她，没有回答。
门外，山风灌进来，吹动屋里那些旧胶片，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二十年前的戏，还没有散场。
“这卷胶片，”白露从沈砚手里，接过那卷“留给她”，轻声说，“我能收着吗？”
“你收着。”沈砚说，“它等的人，可能就是——那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白露把胶片，小心地收进包里，贴着那卷母带，放好。
“如果她是我母亲，”白露说，“她为什么，要离开影城，离开我？”
“她可能，不是‘离开’。”沈砚说，“她可能，是‘被留下了’——像老周一样，被片场，借走了。”
“被借走的人，”白露说，“会还回来吗？”
“会。”沈砚说，“片场借走的东西，都会还——还的时候，连本带利。我们要做的，是在它还之前，先把账，对清楚。”
他关上手电，最后看了一眼那间老放映室。
黑暗里，那台 16 毫米放映机，静静地立着，像一只，等着下一卷胶片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