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辑室，在影城西楼的尽头。
沈砚拿着账册，一路走到西楼。走廊尽头的门，没有锁，虚掩着。他推开门，一股浓重的胶片味，混着机油的味道，扑面而来。
“门缝里，没有灰。”阿凯蹲下来，看了一眼门槛，“这门，最近被人开过。”
“最近，”沈砚说，“多久？”
“顶多三天。”阿凯说，“灰尘落下来，得几天才能积一层。这门三天内开过——开门的，不是我们。”
“那是谁？”
“剪辑室，”沈砚说，“我们一直以为，是废弃的。可有人，三天前，还来过这里。”
屋里，没有开灯。只有一台老式剪辑台，亮着一块小屏幕。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着一段画面——厂棚，爆破点，白露仰着头。
“是预告片。”沈砚说，“我们主控室看到的每一段预知画面，都是从这台机器，放出去的。”
“谁放的？”老周问。
“放预告的人，”沈砚说，“就在这儿。”
他走进屋，绕过剪辑台，走到屋子的最里面。角落里，背对着门口，坐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旧款的灰色工作服，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精瘦的手腕。他坐在一台老式接片机前，手里夹着一卷胶片，正在一帧一帧地，把两段片子，接到一起。他的动作很慢，很稳，像做了几十年。
“刘伯，”林薇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一丝意外，“你还活着。”
那人没有回头：“我活着。我死了，这卷片子，谁接？”
“刘伯，”林薇说，“贺临川的御用剪接师。二十年前，影城所有的片子，都是他剪的。”
“二十年前，”刘伯说，“是三十年前。”
他放下手里的胶片，转过椅子的方向。灯影里，他的脸，很老，皱纹很深，可他的眼睛，很亮——像一潭，照了三十年胶片的水。
“你是谁？”他问沈砚。
“沈砚，”沈砚说，“影城现在的制片人。”
“制片人，”刘伯重复道，“你是‘管账’的。制片人管钱，管人，管档期——管不了片子。你来剪辑室，找谁？”
“找你。”沈砚说，“账册里写着，‘剪接师，是贺临川的影子’。我要找贺临川，就得先找他的影子。”
刘伯看着他，看了很久。忽然，他笑了：“你说得对。找贺临川，要先找影子。可你知道，影子，是什么吗？”
“是什么？”
“影子，”刘伯说，“是‘光’照出来的。没有光，就没有影子。”
他站起身，走到剪辑台前，指着那块屏幕：“这片影城，二十年前，贺临川关了它。关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影城可以关，预告片，不能停。’他把所有的‘未拍摄片段’，都交给我，让我，守着。”
“守着，”沈砚说，“守什么？”
“守那些，”刘伯说，“‘还没拍完的戏’。”
“没拍完的戏，”沈砚说，“就是预知画面？”
“是。”刘伯说，“贺临川走的时候，片子还没剪完。他留下的每一卷胶片，都是‘没拍完的戏’。戏没拍完，人就死了——所以这片影城，每隔几年，就要‘重拍’一次。重拍的，就是这些没拍完的戏。”
“重拍，”老周说，“我们，就是重拍的演员？”
“你们不是演员，”刘伯说，“你们是‘补拍’的。贺临川的片子，缺了中间一段；影城从你们身上，把缺的那段，补上。”
“补上，”阿凯说，“怎么补？”
“用命补。”刘伯说，“戏里缺一场死，就从你们中间，抽一个人，补那场死。你们看到的预知画面，就是‘缺的那场戏’——片场在告诉你们：这场戏，该有人，补上了。”
“那要是，”沈砚说，“我们不补呢？”
“不补，”刘伯说，“片子，就永远缺着。缺着，这片影城，就永远‘没拍完’。”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没拍完的影城，会一直‘开着’——开着，就会一直，从人身上，抽戏。”
“一直抽，”白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抽到什么时候？”
白露站在门口。她本来在主控室看监视器，可沈砚他们进西楼太久了，她不放心，跟了过来。
刘伯看着她，看了很久，忽然，他的眼神，变了。
“你，”他说，“你是‘正脸’。”
“你知道正脸？”白露问。
“我剪了三十年片子，”刘伯说，“正脸，是我剪出来的。贺临川拍《临时演员》的时候，正脸，从来不露——正脸一露，片子就‘坏’了。你是正脸，你站在这里，这部片子，就更不能‘缺’了。”
“为什么？”
“因为，”刘伯说，“正脸，是片子的‘主心骨’。主心骨缺了，整部片子，就散了。”
他转身，走回接片机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件东西，递向沈砚。
那是一件，用胶片折成的钥匙。
胶片折成的钥匙，不厚，比手指长一点，被折得整整齐齐，像一件工艺品。折痕处，胶片的光泽，在灯下，泛着银。
“这是什么？”沈砚问。
“钥匙。”刘伯说，“剪辑室的保险柜，用这把钥匙开。”
“保险柜里，有什么？”
“有，”刘伯说，“你想要的。”
沈砚接过钥匙，翻来覆去，看了看。胶片折成的钥匙，握在手里，很轻。
“刘伯，”他说，“你守着这些‘没拍完的戏’，守了三十年。你为什么，把钥匙给我？”
刘伯看着他，又看了一眼门口的白露，缓缓开口：“因为，我老了。我剪不动了。”
“可你刚才，”阿凯说，“接片的时候，手很稳。”
“手稳，”刘伯说，“是习惯。心，已经不稳了。”
他坐回椅子上，重新拿起那卷胶片：“三十年，我守着这些没拍完的戏，看着它们，一场一场，重拍。每一场重拍，都要死一个人。我剪了一辈子片子，到头来，发现自己剪的不是片子——是命。”
他抬起头，看着沈砚：“钥匙给你。你拿去，开保险柜。保险柜里有什么，你自己看。可你要记住——预告片一旦开启，就停不下来。不杀青，所有人，都会变成‘剪剩镜头’。”
“剪剩镜头，”沈砚问，“是什么？”
“剪剩镜头，”刘伯说，“是剪接台上，被剪掉、扔掉、再也接不回去的废片。废片，不会消失——它会一直，躺在废片堆里，等着有一天，被人翻出来。”
“等着被人翻出来，”老周说，“总比彻底没了强。”
“不。”刘伯说，“废片，是‘活着’的。它没有声音，没有画面，可它一直在——在剪辑台的角落里，看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
屋里，安静了很久。
沈砚低头，看着手里那把胶片钥匙。钥匙的光泽，在灯下，微微晃着。
“刘伯，”他说，“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
“那台保险柜，”沈砚说，“是不是，只有这一把钥匙？”
刘伯没有回答。他重新低下头，把那卷胶片，接上。
“钥匙，”他说，“从来不止一把。”
“另一把，在谁手里？”
刘伯没有抬头。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从剪辑台上，飘落的废片：
“在‘管理者’手里。”
沈砚没有再问。他握着那把胶片钥匙，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刘伯，你守着这些片子，守了三十年。你比谁都清楚——管理者，是谁。”
“我知道。”刘伯说，“可我说了，你也不会信。”
“你不说，”沈砚说，“怎么知道我不信？”
“因为，”刘伯说，“管理者的名字，你早就见过了——只是，你不愿意认。”
沈砚的身体，微微顿住。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再问，推开门，走了出去。
白露走在最后。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刘伯一眼。刘伯也正看着她。
“正脸，”刘伯说，“别让片子，缺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