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的门，在林薇说出“账册”两个字的当天下午，被打开了。
门是铁门，锈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锁眼早被锈死，沈砚用液压剪，剪了三下，才把锁链剪断。铁门推开，一股灰尘混着胶片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地方，”老周说，“我三十年，没进来过。”
“三十年，”沈砚说，“上次有人进来，还是贺临川在的时候。”
地下室不大，四面墙，堆满了废弃的胶片箱。箱子摞得很高，有的已经塌了，胶片散了一地。沈砚蹲下来，捡起一卷，展开，看了一眼——胶片上的画面，已经褪色，只能勉强看出，是一个穿着戏服的人，站在一片火光前。
“《归乡》的废片。”他说。
“废片？”阿凯问。
“废片。”沈砚说，“拍完没用上的镜头。贺临川拍戏，讲究‘一镜到底’，废片极少——可这里的废片，堆了整整一屋子。”
“他为什么要留这么多废片？”老周问。
“因为，”沈砚说，“废片里，有‘不该出现在成片里’的东西。”
他放下胶片，在箱子堆里，一处一处地翻。翻到最里面，靠墙的位置，压着一只铁皮箱，箱子没上锁，箱盖半开。沈砚掀开箱盖，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账册。
“找到了。”他说。
账册是手工订的，牛皮纸封面，封面上一行钢笔字，被磨得几乎看不清。沈砚凑近了，才勉强认出四个字：
“《归乡》总账。”
他翻开第一页。账册的第一页，不是收支，是名单。一行行，全是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数字，和一行小字。
“张德顺，1987 年，片场事故，补偿 1200 元，自愿放弃追责。”
“李阿牛，1989 年，高坠事故，补偿 800 元，自愿放弃追责。”
“王秀兰，1991 年，道具事故，补偿 2000 元，自愿放弃追责。”
沈砚一页一页翻。每一页，都是同一个格式：名字，年份，事故，补偿金额，自愿放弃追责。他数了数，整整三十七页，三十七个名字。
翻到中段，他的手，停住了。
“王春生，1995 年，爆破事故，补偿 3000 元，自愿放弃追责。”他念道，“爆破——二十年前，就有人，死在爆破戏里。”
“再往后，”阿凯说，“还有没有别的死法？”
沈砚往下翻：“刘桂香，1996 年，坠物事故；马铁柱，1997 年，威亚断裂……”他翻到最后一页的倒数第三行，目光定住了。
“周守正，”他念道，“1994 年，片场事故，补偿 0 元。”
老周的身体，僵住了。
“补偿 0 元，”阿凯说，“周叔，你……”
“我没事。”老周说，声音很平，“1994 年，我进影城那年。那年出过一场事故——死了个人，我差一点，也死在那场事故里。账册上记了‘周守正’，可那场事故，没死成我。”
“没死成你，”沈砚说，“那账册，为什么记你？”
“因为，”老周说，“我‘本该’死在那场事故里。有人，替我把那一次死，顶掉了。”
“三十七个，”老周说，“跟卷三那三十七名临时演员——对上了？”
“对上了。”沈砚说，“二十年前的三十七个‘意外死亡’，和卷三的三十七名临时演员，数目一样。”
“可卷三那三十七名，”阿凯说，“不是都‘账目销清’了吗？”
“销的是‘现在的账’，”沈砚说，“销不掉‘过去的账’。这本账册，记的是二十年前的死——那些人，死在贺临川的戏里，账册记着他们的名字，记着补偿，记着‘自愿放弃’。”
“自愿放弃，”老周说，“可这些人，都死了——死人，怎么‘自愿’？”
“这就是问题。”沈砚说，“‘自愿放弃追责’的签字栏，在名字下面。可我看完了三十七页，每一页的签字栏，都是空的。”
“空着，”阿凯说，“就是说，这些‘自愿放弃’，从来没人签过？”
“没人签过。”沈砚说，“可账册，已经记上去了。一本没人签字的‘自愿放弃’账册——说明这些人的死，连‘追责’的机会，都没有。”
他合上账册，沉默了很久。
“沈制片，”老周说，“这本账册，跟预知片场，有什么关系？”
“关系，”沈砚说，“就在‘死法’上。”
他重新翻开账册，指着那些事故类型：“张德顺，片场事故；李阿牛，高坠；王秀兰，道具事故——你再看我们的预知画面：白露，爆炸；老周，割喉；我，爆破。二十年前的死法，和今天的死法——是同一种。”
“同一种，”阿凯说，“你是说，我们的预知画面，是在‘重演’二十年前的死？”
“是。”沈砚说，“预告片，不是‘预告’——是‘重播’。它把二十年前，这三十七个人的死法，一场一场，重播给我们。”
“那我们，”老周问，“就是那三十七个人的‘重演者’？”
“不。”沈砚说，“我们不是重演者。我们是‘观众’——二十年前，这些人死在片场里，没人看见；二十年后，片场让我们‘看见’他们的死法。它想让我们，替他们，‘记住’。”
“记住什么？”阿凯问。
“记住，”沈砚说，“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他翻到账册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没有名字，只有一行小字，写在页脚，笔迹很淡，像是很久以前，有人用铅笔，轻轻写下的：
“剪接师，是贺临川的影子。”
沈砚看着那行字，指尖，轻轻拂过纸面。
“影子，”他轻声说，“剪接师，是贺临川的影子。”
“那剪接师，”老周说，“在哪儿？”
沈砚没有回答。他合上账册，抱起那摞账册，准备离开。走到地下室门口，他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间堆满废片的屋子。
“账册里记的是死人，”他说，“可写账册的人，还活着。”
“谁？”
“写‘剪接师是贺临川的影子’的人。”沈砚说，“他留这行字，不是在记账——是在留线索。线索，就是给‘看得懂账’的人，留的。”
他走出地下室。门口，林薇靠在墙边，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看见他出来，把烟收起来：“找到了？”
“账册背面那行字，”沈砚说，“‘剪接师，是贺临川的影子’——你以前，见过这句话吗？”
林薇沉默了一会儿：“见过。二十年前，贺临川最后一次拍戏，收工那天，他在剪辑室的墙上，写过这句话。写完，他把笔放下，说：‘影子，是要跟着光走的。’”
“跟着光走，”沈砚说，“光，是什么？”
“他没说。”林薇说，“他那天说完这句话，就失踪了。”
“找到了。”沈砚说，“三十七页，三十七个死人。”
“死人，”林薇说，“是影城最值钱的资产。”
“你早就知道这本账册？”沈砚问。
“我知道它在。”林薇说，“可我没看过里面的内容。二十年前，贺临川不许任何人碰这本账——他说，账里的名字，每一个，都要‘有人记得’。”
“现在，”沈砚说，“我记得了。”
林薇看着他，没有接话。她转身，往楼梯口走：“走吧，主控室那边，白露还在看预告。”
“预告，”沈砚问，“又更新了？”
“没更新。”林薇说，“可白露说，第七块屏幕的角落里，那个影，站得比以前，更近了。”
沈砚的脚步，停了一瞬。他回头，看了一眼地下室那扇铁门。
铁门里，三十七本账页，在黑暗里，静静地躺着。
像三十七双眼睛，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