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没有等一天。当天夜里，他就把局，布了下去。
他找小满要了一小罐荧光粉——道具组常用的东西，兑了水，涂在纸上，白天看不见，夜里拿紫光灯一照，就发亮。他把荧光粉，均匀地涂在第三页的铁筒外壁上，又用一张旧报纸，把铁筒包起来。
“这是饵。”他对白露说，“陈默要第三页，我就让他‘看’到第三页——看到，他就会动手。”
“你让他调包？”白露问。
“调包，是顺理成章的事。”沈砚说，“他以为他拿到了真的第三页——可铁筒里的纸，是假的。我抄了一份，放进去；真的，在我这儿。”
“假的第三页，”阿凯说，“他调包了，也不知道是假的？”
“他不知道。”沈砚说，“他只看过第三页的‘消息’，没看过第三页的‘纸’。他拿到铁筒，打开，看见纸上有字——他就会以为，是真的。”
“他要是读呢？”小满问。
“他读不懂。”沈砚说，“真的第三页，需要‘念’——念出全文，才能翻开背面。我抄的假页，字是一样，可没有‘拼缝’——拼缝，是两半页纸的切口。他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页完整的纸’，不是‘两半拼的’——看出这个，他才会怀疑。”
“可你说了，”白露说，“他只看过消息，没看过纸。”
“所以，”沈砚说，“我要让他‘相信’这是真的——纸是旧的，字是抄的，切口，我用刀，重新裁了一条。他会摸到切口——有切口，就信。”
“你算得真细。”阿凯说。
“做账的人，”沈砚说，“每一笔，都要算细。”
他把假页抄好，放进铁筒，又在铁筒的缝隙里，塞了一根头发——他自己的头发，夹在筒口。头发断了，说明有人开过筒。
“头发，荧光粉，方向。”沈砚说，“三样记号——他动过筒，三样，就都会变。”
第二天一早，沈砚把铁筒，放在调度室的桌上，故意没有锁柜子。他出去了一趟，回来时，铁筒还在原位——可铁筒的方向，转了半圈。
“有人动过。”他拿起铁筒，对着光看。铁筒外壁的荧光粉，在日光下，看不见；可他凑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属于手套的橡胶味。
“陈默来过了。”沈砚说，“他戴了手套——手套的味，还在。”
“他调包了？”白露问。
沈砚打开铁筒。筒里的纸，还在——可纸上的字，是反的。他抄的时候，字是正的；被人翻过后，纸放反了。
“他看了。”沈砚说，“他打开，看了，又放回去了。他不敢拿走——因为拿走，就是‘偷’；偷，会留下证据。他要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他明天会来调包。”白露说。
“明天，”沈砚说，“他调包，我‘发现’丢——然后，在他身上，搜出来。”
第三天早晨，沈砚一进调度室，就喊了一声：“第三页呢？”
白露跟进来：“怎么了？”
“铁筒，”沈砚说，“空的。”
“被偷了？”阿凯冲进来。
“被调包了。”沈砚说，“筒里的纸，换了——这一张，不是我抄的那张。有人，拿走了我的第三页。”
他铁青着脸，走出调度室，站在休息区中央，高声说：“第三页，丢了。偷的人，在我把话挑明之前，把东西交出来——交出来，我不追究。不交——搜身。”
临时演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
“搜。”沈砚说，“一个一个，搜。”
阿凯和白露，挨个检查临时演员的随身物品。检查到陈默的时候，阿凯的手，停住了——陈默的随身包，鼓鼓囊囊，塞着一件东西，形状，像一只铁筒。
“陈默先生，”阿凯说，“包里是什么？”
“没什么。”陈默说，“日常用品。”
“能看看吗？”阿凯问。
陈默的笑，僵了一下：“搜身，搜的是‘临时演员’。我是观察员，不在名单上。”
“可你站在这儿。”沈砚走过来，“你站在这片场里，就是片场的人。片场丢了东西，在场的人，都要搜。”
他伸手，拉开陈默的包。包里，躺着一只铁筒——和他那只，一模一样。
“第三页。”沈砚说，“在你包里。”
片场里，一片哗然。
“不是我偷的！”陈默的声音，拔高了，“是有人，栽赃我！”
“栽赃？”沈砚说，“铁筒，在我桌上放着；我出去一趟，回来，筒是空的；你的包里，有一只一模一样的铁筒。你告诉我，这是栽赃？”
“是栽赃！”陈默说，“我不知道这只筒，怎么到我包里的——我昨晚，根本没有进过调度室！”
“你有没有进过调度室，”沈砚说，“监控说了算。”
他看向片场角落——那里，正好有一台监控，镜头，对着调度室的方向。
“调监控。”沈砚说。
监控调出来了。画面里，昨晚十一点，一个身影，推门进了调度室——戴着帽子，穿着灰外套，看不清脸。他在桌前站了半分钟，离开时，手里，多了一只铁筒。
“看不清脸。”沈砚说，“可身形——”
他看向陈默。陈默的身形，和监控里那个身影，几乎一样。
“不是我！”陈默说，“那是有人，假扮我！”
“假扮你，”沈砚说，“穿你的衣服，戴你的帽子，走你的路线——谁，这么费心？”
陈默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
沈砚没有当众拆穿他。他让阿凯把铁筒收走，让陈默，回他的休息室。
“证据不确凿。”回到调度室，白露说，“监控看不清脸，他的衣服，也可以被复制——你当众戳了他，可你戳不‘死’他。”
“我知道。”沈砚说，“我要的，不是戳死他——是让他‘怕’。他怕了，才会露出马脚。”
“可他说是栽赃，”阿凯说，“他会不会，真的被人栽赃？”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白露愣住了。
“我不知道，”沈砚说，“监控里那个人，是不是他。可我知道——铁筒上的荧光粉，只有我能看见。那只铁筒，是谁放进去的——等夜里，我用紫光灯，一照，就知道了。”
“你留了后手？”阿凯问。
“做账的人，”沈砚说，“永远会留一笔，别人看不见的账。”
当天夜里，沈砚一个人，回到调度室，关上门，拉上窗帘。他打开紫光灯，把铁筒，放在灯下。
铁筒外壁，荧光粉，亮起一片淡淡的蓝光。
“他动过。”沈砚说。
他又检查了筒口那根头发——断了，断口是新的。
“他开过筒，看过纸，又放了回去。”沈砚说，“他动了筒，可他没拿走——他要的，是‘再拿一次’。”
“再拿一次，”他自言自语，“就是明天。”
他合上灯，看着窗外。夜色里，陈默的休息室，亮着灯。
“明天，”他说，“看他怎么接。”
“可你有没有想过，”白露说，“如果铁筒上的荧光粉，照出来，是‘亮’的——说明陈默，真的动过那只筒。可如果，照出来，是‘不亮’的——说明，放筒的人，不是他。”
“那说明，”沈砚说，“有人，比陈默更早，摸到了我的筒——那个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你希望是哪种？”阿凯问。
沈砚没有回答。他望着窗外那盏灯，很久，才说：“我希望是陈默——因为陈默，我已经摸清了一半。我怕的，是那只筒，根本没经过陈默的手——那才是，真正的‘局中局’。”
“局中局，”白露说，“谁是布局的人？”
“不知道。”沈砚说，“所以，这只筒，我要亲自验。”
他把铁筒收进怀里，转身，走进调度室。
灯，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