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没有拿走磁带——他当场，把磁带里的关键画面，用手机翻拍了下来。
翻拍的时候，他的手机没有开闪光灯——黑暗里，他用镜头，一格一格地，把画面录下来。录到陈默翻日记那段，他停了一下，把画面，放慢了。
回到调度室，他把翻拍的画面，投到剪辑机上，一格一格地看。
磁带里，录着最近几个月的画面：有人进来打扫，有人进来搬东西，大多数时候，门开着，屋里空着。沈砚快进到昨晚——画面里，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是陈默。
没有戴帽子，没有穿灰外套——他穿着那件浅灰色的风衣，走进办公室，径直走到办公桌前，翻开了那本日记。
“他翻日记。”沈砚说，“跟我们刚才，一样的动作。”
画面里，陈默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会儿。他没有拍照，也没有拿走——他合上日记，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是一部手机。
陈默站在桌前，拨了一个号码，把手机，举到耳边。他对着电话，说了几句话——画面没有声音，只有他的嘴，在一张一合。
“他打电话。”白露说，“在贺临川的办公室里，打电话。”
“打给谁？”阿凯问。
沈砚把画面放大，盯着陈默手里的手机——手机的屏幕，在画面里，亮着。屏幕上方，显示着一行字，是拨号界面的名字：
“王总。”
“王总。”沈砚说，“他打给王总。”
“王总，”白露说，“影城幕后投资人之一。陈默，是王总的人。”
“陈默是王总的人，”沈砚说，“可他上二楼，见的是‘管理者’——王总，不是管理者？”
“王总，是‘投资人’。”白露说，“投资人的钱，是‘管账’的人管的——管理者，是管账的；王总，是出钱的。陈默先见管理者，再打给王总——他在两头，传话。”
“传话，”阿凯说，“传的什么？”
“听不见。”沈砚说，“画面没有声音。可他的嘴型——”他调慢画面，一格一格地过，“他说了三个字——‘拿到了’。”
“拿到了？”白露问，“拿到什么？”
“不知道。”沈砚说，“可他说‘拿到了’——是向王总汇报：他拿到了某样东西。”
“他拿到了什么？”小满问。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画面，又往后倒了十秒——陈默打完电话，没有立刻走。他站在原地，看着那本日记，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沈砚意外的事：
他拿起日记，翻到最后一页，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临时演员，终将杀青”下面，添了一行字。
“他改了日记！”阿凯说。
“他添了一行字。”沈砚说，“添的什么？”
他把画面放大，看那一行字——字很小，可沈砚还是认了出来：
“杀青之日，正是归来之时。”
“杀青之日，正是归来之时。”沈砚念道，“他添的这句话——跟贺临川写的‘临时演员，终将杀青’，连在一起读：临时演员，终将杀青；杀青之日，正是归来之时。”
“归来，”白露说，“管理者归来。”
“陈默添了这行字，”沈砚说，“是在给贺临川的‘遗言’，补上‘结局’——他替管理者，把这句话，写完整了。”
“他凭什么写？”阿凯问，“他有什么资格，改贺临川的日记？”
“他不需要资格。”沈砚说，“他只需要‘位置’——他是王总的人，是管理者的传话人。传话人，可以‘润色’——他把管理者的意思，写进了贺临川的话里。贺临川说‘终将杀青’；管理者要说‘杀青归来’——陈默，把两句，缝在了一起。”
“缝在一起，”白露说，“就成了‘管理者’的剧本。”
“成了。”沈砚说，“这本日记，本来是贺临川的‘原话’；陈默添了一行，就变成了管理者的‘圣旨’。我们拿着原话，能拆穿他的新话——可现在，原话，被改了。”
“那我们的证据，”阿凯说，“还作数吗？”
“作数。”沈砚说，“我翻拍的时候，拍的是‘改之前’的——他添字，是昨晚的事；我翻拍的画面里，日记，还是原样。”
“可磁带，”白露说，“在你手里吗？”
“不在。”沈砚说，“磁带，还在摄像机里。我翻拍的，是磁带里的‘旧画面’——旧画面，是‘改之前’的。”
“那陈默添字，”阿凯说，“会不会把磁带，也换了？”
“会。”沈砚说，“他要是知道，摄像机在录——他一定会处理磁带。所以，我们要先他一步，把磁带，拿到手。”
“可我们拿走磁带，”白露说，“管理者就知道，我们上过二楼。”
“他知道，”沈砚说，“也知道不了一世。磁带，是铁证——铁证，值得冒险。”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二楼那扇窗。
“今晚，”他说，“再上二楼——这次，把磁带，拿回来。”
“可陈默，”阿凯说，“会不会在二楼等着我们？”
“他不会。”沈砚说，“他添完字，就走了——他以为，没人看见。他想不到，摄像机，把他全录了下来。”
“他想不到摄像机在录，”白露说，“可他想得到——有人会上二楼。”
“想得到，”沈砚说，“拦不住。这一卷，我们跟管理者的账，已经对到这儿了——再退，就退不出去了。”
他转身，把翻拍的手机，收进贴身口袋。
“磁带，”他说，“是下一张牌。拿到它，我们手里，就多一份，能跟管理者‘对账’的凭据。”
“再上二楼，”白露说，“这次，带几个人？”
“两个人。”沈砚说，“我和阿凯。人多了，脚印乱——二楼，最怕留脚印。”
“我呢？”白露问。
“你留在楼下。”沈砚说，“盯住陈默——他要是起夜，你咳嗽一声，我们就撤。”
“可我也想看那盘磁带。”白露说。
“你会看到的。”沈砚说，“磁带拿回来，第一个给你看。这一卷的账，你陪我记到底——证据，你也有份。”
白露没有再争。她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回头说：“小心。”
窗外，夜色正浓。二楼那扇窗，在黑暗里，静静地立着。
“走。”沈砚说，“上二楼。”
阿凯跟上他，压低声音：“沈哥，你说——那盘磁带里，除了陈默，还会不会有别人？”
“会。”沈砚说，“磁带录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进过那扇门的人，都会在里面。”
“包括叔父？”
“包括叔父。”沈砚说，“也包括——那个一直没露面的管理者。”
“管理者，”阿凯说，“也进过那扇门？”
“他一定进过。”沈砚说，“他管着二楼——管二楼的人，不会不进门。”
“他要是知道磁带会暴露他的脸，”阿凯说，“他为什么不早把磁带毁了？”
“因为磁带，”沈砚说，“是‘双向’的——它录管理者，也‘保’管理者。管理者留着它，是因为它里面，有他想要的‘证据’——谁进过二楼，谁翻过日记，谁添过字。毁了它，他的‘账’，就没了。”
“所以他留着，”阿凯说，“留到被我们看见。”
“留到被我们看见。”沈砚说，“这是他最大的疏漏——也是最值钱的疏漏。”
“那磁带里，”阿凯说，“有他的脸。”
“有他的脸。”沈砚说，“所以，这盘磁带，不只是证据——是‘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