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一点，沈砚和阿凯，从北窗，翻进了二楼。
北窗对着山，窗外是陡坡，窗台离地面有两层楼高。阿凯先上——他踩着墙缝，像壁虎一样，贴墙上到窗台，撬开窗，先探头看了一眼屋里。
“空的。”他压低声音，“没人。”
他翻进去，又从里面，把沈砚拉了上来。
二楼是贺临川的旧办公室。屋子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排书架。桌椅都蒙着灰——可灰上，有手印。不是旧手印，是新的——有人，最近来过。
“有人来过。”沈砚蹲下来，看地上的脚印，“脚印很新——皮鞋，42 码左右。是陈默。”
“陈默来过了？”阿凯问。
“来过。”沈砚说，“他上楼见管理者——可他先来了这间办公室。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才去见人。”
“他在这儿找什么？”阿凯问。
“找账。”沈砚说，“这一屋子的东西，都是贺临川的‘账’——他留下的一切，都在这里。”
他环顾屋子。办公桌后，立着一把椅子——导演椅，帆布面的，椅背磨得发白，扶手的位置，包着一层旧皮。椅子旁边，放着一个喇叭——老式的铁皮喇叭，像片场喊话用的。
“导演椅，”沈砚说，“喇叭——这是贺临川的‘行头’。”
“行头？”阿凯问。
“导演的行头。”沈砚说，“他拍戏的时候，坐这把椅子，举这个喇叭，喊‘开始’、喊‘卡’——他喊了半辈子，喊到失踪。”
他走到书架前。书架上，摆着一排剧本——不是印刷本，是手写本，一本一本，用麻绳捆着。沈砚数了数，一共十三本——十三部戏，十三本手稿。
“十三部戏。”他说，“贺临川一辈子，写了十三部戏——每一部，都在这里。”
“十三，”阿凯说，“跟卷二的十三张分镜，一个数。”
“一个数。”沈砚说，“十三张分镜，十三部戏——贺临川的数字，从来不是乱的。十三，是他的‘周期’。”
他抽出最上面一本，翻开——扉页上，写着：
“《临时演员》·第一版·贺临川。”
“剧本全集。”沈砚说，“贺临川写的每一部戏，都在这里。”
“第一版《临时演员》，”阿凯说，“他主演的那部。”
“是。”沈砚说，“他写了自己主演的戏——他是编剧，也是导演，也是主演。这部戏，他一个人，身兼三角。”
办公桌上，摊着一本日记。日记是打开的，停在最后一页。沈砚走到桌前，低头看——最后一页，只写了一行字，字迹很大，像是写的人，怕别人看不见：
“临时演员，终将杀青。”
“临时演员，终将杀青。”沈砚念道，“贺临川写的最后一页——他写的，不是‘杀青’的条件，是‘临时演员’的结局。”
“结局，”阿凯说，“是杀青？”
“是。”沈砚说，“临时演员，拍完戏，就该退场——杀青，是临时演员的‘归宿’。可这一卷的杀青，是‘作废’——贺临川写的杀青，是‘演完就走’，不是‘演完就散’。”
“他写的杀青，”阿凯说，“是‘走’？”
“是‘走’。”沈砚说，“演完，收拾东西，走人——这是临时演员的杀青。可管理者的杀青，是‘收’——收人，收脸，收账。两种杀青，一个字之差，命不同。”
他拿出手机，把日记这一页，拍了下来。
“拍照取证。”他说，“这一页，是贺临川的‘原话’——管理者抄了它，改了意思。我们拿着原话，就能拆穿他的‘新话’。”
拍完照，阿凯忽然说：“沈哥，你看角落。”
沈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屋角，立着一台老式摄像机。摄像机是磁带式的，镜头，正对着门口。
“摄像机，”沈砚说，“对着门口。”
“它在录。”阿凯说，“它一直开着——镜头对着门口，谁进来，它录谁。”
“它录了多久？”沈砚问。
“不知道。”阿凯说，“可它亮着——红灯亮着，说明它，一直在录。”
沈砚走过去，蹲在摄像机前。机器是老式的，磁带仓，半开着——里面，有一盘磁带，磁带上，贴着一条白胶带，写着：
“2003-10-15 起。”
“二〇〇三年。”沈砚说，“这台摄像机，从二〇〇三年，录到现在？”
“二十多年，”阿凯说，“一直录着？”
“一直录着。”沈砚说，“录的是——这间办公室的门。”
“谁录的？”阿凯问。
“不是人录的。”沈砚说，“是人‘设’的——设成自动录。这台机器，自己录，自己停——它守着这扇门，像一台，没有眼睛的哨兵。”
“哨兵，”阿凯说，“守着谁？”
“守着‘进来的人’。”沈砚说，“谁进这间办公室，它都记着——它记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每一张进过这扇门的脸，都在磁带里。”
“磁带，”阿凯说，“我们拿走？”
“不能拿。”沈砚说，“拿了，管理者就知道，我们上过二楼。可我们能‘看’——看磁带里，最近录的，是谁。”
他按下摄像机的回放键。磁带倒了一小段，屏幕上，跳出一格画面——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那个身影，穿着灰外套，戴着帽子，低着头——看不清脸。他走到办公桌前，翻了翻那本日记，又放下。他在桌前站了半分钟，然后，转身，走出门。
“这个人，”阿凯说，“是谁？”
“看不清脸。”沈砚说，“可他翻日记的动作——先翻中间，再看最后——像在找‘最后一页’。”
“找最后一页，”阿凯说，“陈默？”
“可能是。”沈砚说，“也可能是——别人。”
他把画面，又往前倒了一格。画面里，那个人抬起头——帽子底下，露出一角脸。
那一角脸，沈砚认得。
“叔父。”他说。
“叔父？”阿凯愣住了，“叔父，进过这间办公室？”
“进过。”沈砚盯着那格画面，“而且，他翻的，也是最后一页。”
“叔父，也在找‘临时演员，终将杀青’？”阿凯问。
“叔父，”沈砚说，“在找这句话。”
他关掉回放，直起身，看着那台摄像机。
“这台机器，”他说，“录了二十多年——录的，是每一个，进过这扇门的人。叔父进过，陈默进过，我们，今晚，也进来了。”
“那我们，”阿凯说，“也被录了？”
“被录了。”沈砚说，“可录我们的，是‘机器’——机器，不会告密。真正会告密的，是看机器的人。”
他抬头，看着摄像机——镜头里，他的脸，正被红灯，一点一点地，记着。
“沈哥，”阿凯压低声音，“叔父进过这间办公室——你说过，叔父不是自己走进影城的。那他进这间办公室，是来找什么？”
“找最后一页。”沈砚说，“‘临时演员，终将杀青’——这句话，叔父也看见了。他看见这句话，然后呢？”
“然后，”阿凯说，“他死了。”
“他看见了这句话，”沈砚说，“然后，他死了。这句话，是贺临川的‘遗言’——可看见遗言的人，死了。这里头，有一根线——叔父的死，可能，就系在这句话上。”
“我们，”阿凯说，“也看见了这句话。”
“我们也看见了。”沈砚说，“所以，我们得活着——活着，把这句话，带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