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发现陈默不对劲，是在第三天下午。
那天，片场在拍老周的侧光戏。白露站在场外，等老周休息的空当，一转头，看见陈默站在骑楼底下——他没有看片场，他对着空气，在说话。
不是打电话。他手里没有手机，也没有耳机。他就那么站着，嘴唇一张一合，像在跟面前的人说话。可他面前，什么人都没有。
白露没有声张。她悄悄退后两步，举起手机，对准陈默，录了三十秒。
她录的时候，一直在看陈默的嘴。他说话，不是自言自语的嘟囔——他的嘴，动得很清楚，像在说一句完整的话，一句一句，有停顿，有重音。
“他不是在自言自语。”白露在心里记着，“他是在‘汇报’——有人在听。”
陈默说完了，转身，走进骑楼的阴影里。
白露等他的背影消失了，才收起手机。她走到骑楼下，站在陈默刚才站的位置——那个位置，正对着二楼。
“二楼。”她抬头，看着那扇黑沉沉的窗，“他站在这儿说话——是说给二楼听的。”
白露等他的背影消失了，才收起手机，快步走回调度室。
“陈默对着空气说话。”她把手机放在桌上，“我录了三十秒。你们听听。”
她按下播放。录音里，只有一片“沙沙”的杂音——像是电流，又像是风，穿过什么管道的声音。三十秒里，没有一句人声。
“没有声音。”阿凯说，“你录的，是空气？”
“我录的是他。”白露说，“他确实在说话——我亲眼看见他的嘴在动。可录下来，只有噪音。”
“噪音，”沈砚说，“不是没有声音——是‘声音被压了’。有人，不想让陈默的话，被录下来。”
“可白露姐说，”小满问，“她亲眼看见陈默在说话——他的嘴在动，录下来，却没有声音。那他的话，是‘说’出去了，还是‘压’在了空气里？”
“说出去，也压住了。”沈砚说，“他说的话，只有‘听的人’能听见——听的人，不在空气里，在‘线’上。我们听不见，是因为我们不在线上。”
“可剪辑机，”白露说，“在线上？”
“剪辑机，”沈砚说，“管着整座片场的声音——它，就是那条线。”
“压了？”阿凯问，“怎么压？”
“变声，或者加密。”沈砚说，“他对着空气说话，空气里，可能有我们听不见的信号——手机录不到，可剪辑机，录得到。”
他打开剪辑机，把白露的录音，导入频谱分析。
屏幕上，波形的曲线，密密麻麻。沈砚把频率放大，一帧一帧地看。看了两分钟，他停住了。
“你们看。”他指着屏幕上一条淡淡的虚线，“人声，是连续的波形；这一条，是‘断’的——一长一短，一长一短，像点，像划。”
“点，划，”白露说，“摩斯码。”
“摩斯码。”沈砚说，“陈默说的话，被压成了摩斯码——藏在噪音里。”
“能解码吗？”小满问。
“能。”沈砚说，“点划，是数字；数字，是字。摩斯码的字典，我记得。”
他拿起笔，把那条虚线，一点一划，抄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地，译成字母：
“M-A-N-A-G-E-R——管理者。I-S——在。O-N——上。F-L-O-O-R——楼。T-W-O——二。”
“管理者在二楼。”沈砚念道，“MORSE——‘管理者在楼上’。”
屋里，安静了一瞬。
“管理者在二楼。”白露重复道，“二楼，是贺临川的旧办公室。”
“是。”沈砚说，“我们猜过——管理者在二楼。现在，这句话，被陈默‘说’出来了。”
“陈默对着空气，说‘管理者在二楼’？”阿凯问，“他跟谁说话？”
“跟管理者。”沈砚说，“他对着空气说话，因为管理者，不在‘空气’里——管理者，在二楼。他说的这句话，是‘汇报’——他向二楼，汇报：‘管理者在楼上’。”
“汇报自己人在哪儿？”白露说，“这不合理。”
“不合理，”沈砚说，“是因为我们听反了。他不是说‘管理者在楼上’——他是在说，‘我在楼下，准备上楼’。”
“准备上楼？”阿凯问。
“他要去见管理者。”沈砚说，“他对着空气说话，是‘预约’——他告诉管理者，他要上楼了。管理者在楼上，他在楼下——他说的，是‘我从楼下，上来了’。”
“他要上二楼，”白露说，“去见管理者？”
“是。”沈砚说，“陈默，终于要见他的‘上线’了。”
“可我们一直以为，”白露说，“陈默是‘王总的人’。如果他要去见的管理者，就是王总——那管理者，在二楼，跟贺临川的旧办公室，是什么关系？”
“两种可能。”沈砚说，“第一种，王总，就是管理者——他占着贺临川的旧办公室，以‘管理者’自居。第二种，管理者，不是王总——王总，只是管理者的‘账房’，陈默上去，是替王总，见真正的管理者。”
“你偏向哪种？”阿凯问。
“偏向第二种。”沈砚说，“因为陈默说过——王总，是影城‘现有管理者之一’。‘之一’——说明，还有别的管理者。王总不是唯一，陈默上去见的，可能，是‘另一个’。”
“另一个，”白露说，“是谁？”
“不知道。”沈砚说，“上去，就知道了。”
“那我们，”阿凯说，“要不要跟上？”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他盯着屏幕上那行解码出来的字，很久，才说：
“二楼，我们一直说要上去，一直没上去。现在，陈默要先我们一步——他上去，见管理者。我们要做的，不是跟他抢——是‘跟在他后面’。”
“跟在他后面，”白露说，“看他见了谁。”
“看他见了谁，”沈砚说，“看他跟管理者，说什么——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可他会发现我们。”阿凯说。
“会。”沈砚说，“所以，我们不等他发现——我们先到。他上楼，我们，已经在了。”
“在哪儿？”小满问。
“在二楼。”沈砚说，“贺临川的旧办公室，有两扇窗——一扇，朝东，对着片场；一扇，朝北，对着山。陈默上楼，走楼梯；我们，从北窗进。”
“北窗，”白露说，“对着山，没人看得见。”
“没人看得见，”沈砚说，“才进得去。”
他关掉剪辑机，站起来，看了一眼窗外。夜色，正一点一点地，漫上来。
“今晚，”他说，“上二楼。”
“陈默什么时候上楼？”阿凯问。
“他说了‘准备上楼’。”沈砚说，“准备，就是今晚。他等天黑了，等人少了，再上去——我们，比他更早。”
他走出调度室，路过医务室时，停了一下。门缝里，透出灯光——老周还在里面，躺着。
“老周，”他轻声说，“你守好这扇门。我们，上去一趟。”
“从北窗进，”白露说，“要翻墙。二楼，不矮。”
“不矮。”沈砚说，“可我有阿凯——替身出身，翻墙，是他的本行。”
“翻墙，我不怕。”阿凯说，“我担心的是——北窗进去，要是撞上管理者，怎么办？”
“撞上，”沈砚说，“就说‘走错了’。走错，是人都会犯的错——管理者，也犯过。”
“他要是动手呢？”阿凯问。
“他不会。”沈砚说，“管理者，是‘管账’的——管账的人，不动手。他要的，是‘账’——我们上去，不带账，他动不了我们。”
夜风穿过走廊，带着旧胶片的气味。
二楼那扇朝北的窗，在夜色里，黑沉沉地立着——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访客。
沈砚站在楼下，看着那扇窗，轻声说：“等我们上去，看看——二楼，到底坐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