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二楼的前一天夜里，阿凯找到了沈砚。
“沈哥，”阿凯压低声音，“我跟你说件事——你别觉得我疯了。”
“你说。”沈砚放下笔。
“这两天，”阿凯说，“我在片场里走动的时候，总看见一些‘虚影’。”
“虚影？”白露也凑过来，“什么样的虚影？”
“说不好。”阿凯说，“就是布景后面，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影，有时候是半个。它们站在那儿，不动，也不出声。我走近一点，它们就没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沈砚问。
“昨天。”阿凯说，“昨天下午，老周念完那场文戏之后。我巡场的时候，在骑楼后面，看见一个——它站在柱子后面，露出半个身子，像是在看老周。”
“看老周？”沈砚说。
“看老周，也看片场。”阿凯说，“我一开始以为是灯影，可灯没动，影却动了。它不是‘影子’——它是‘东西’。”
沈砚没有立刻接话。他想起卷二，阿凯在化妆间镜子里，看见贺临川的脸；想起这一卷，地下走廊里，那个没有脸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沈砚说，“你能看见它们——为什么？”
“我不知道。”阿凯说，“白露姐看不见，小满看不见，老周也看不见。只有我能看见。”
“只有你能看见，”沈砚说，“说明你的‘眼睛’，跟别人不一样。你干过十二年替身——替身的眼睛，天生会找‘躲着的人’。躲着的人，在你眼里，藏不住。”
“可我没觉得我在‘找’它们。”阿凯说，“我就是一抬头，看见了。它们站得也不隐蔽——就站在布景后面，大大方方的，像等着谁看见它们。”
“等着被看见。”白露重复道，“如果它们是想躲，就不会让你看见；可它们‘等’着被看见——它们，是想传话。”
“传话给谁？”小满问。
“传给能看见它们的人。”沈砚说，“阿凯，你是片场里，唯一能看见它们的人——它们等的，可能就是你。”
“你是说，”阿凯说，“这些虚影，是‘躲着的人’？”
“可能是。”沈砚说，“也可能是——躲着的东西。贺临川的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影城有意识’。意识，看不见，摸不着；可它要是‘附着’在片场里，就会留下痕迹。你看见的虚影，可能，就是那些痕迹。”
“贺临川的意识，”白露说，“附着在片场里？”
“这一卷，我们一直在查‘正脸转移’。”沈砚说，“正脸，是贺临川的脸。如果贺临川的意识，附着在片场里——那他的‘正脸’，就是片场的核心。转移计划，转移的，就是这张脸。”
“那虚影，”阿凯说，“是贺临川的意识，在片场里‘走动’的痕迹？”
“可能。”沈砚说，“也可能，是别的东西。你说不清，我也猜不准——可有一件事，能帮我们看清。”
“什么事？”阿凯问。
“画下来。”沈砚说，“你会画画吗？”
“会一点。”阿凯说，“替身这一行，要画分镜——我画过不少。”
“那好。”沈砚说，“明天开始，你每次看见虚影，就把它们画下来。画在纸上，画清楚——它们站在哪儿，什么姿势，面朝哪个方向。”
“画下来，”阿凯说，“有什么用？”
“虚影，是片场的‘痕迹’。”沈砚说，“痕迹，是有规律的。它们站在哪儿，什么时候出现，面朝哪儿——这些规律，会告诉我们，它们是谁，它们在等什么。”
阿凯点了点头。第二天，他口袋里揣着纸笔，走遍片场。
他走得很慢——每到一个布景后面，他都要停下来，站一会儿，看一会儿。上午，他画了第一张；中午，第二张；下午，第三张。
傍晚，他把三张纸，铺在沈砚面前。
第一张，画的是骑楼后面的虚影——半个人形，藏在柱子后，面朝片场中央。
第二张，画的是化妆间门口的虚影——一个人形，站在门边，像在等人。
第三张，阿凯画得最慢。他画完之后，看了很久，才把纸递过来。
纸上，是一个人影——站得笔直，双手垂在身侧，像站在镜头前，等人喊开始。人影的脸，是模糊的——阿凯画的时候，反复擦了又画，画了又擦，可那张脸，怎么也画不清楚。
“它站着的时候，”阿凯说，“我离它不到三步。我想走近一点，看它的脸——可我一走近，它就‘晃’了一下。不是躲，是‘散’——像水面上的倒影，风吹一下，就碎了。”
“你走近，它就散。”沈砚说，“它怕你‘看’它的脸——可它不怕你看它的身。它想让你认得‘身’，不想让你认得‘脸’。”
“认身不认脸，”白露说，“跟这一卷的规则，一模一样——临时演员，不许看镜头；正脸，不许出镜。脸，是这一卷最忌的东西。”
“所以虚影才不留脸。”阿凯说，“它守着片场的规矩——连虚影，都要守规矩。”
“连虚影都守规矩的片场，”沈砚说，“规矩，就不是规矩了——是‘法’。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一场戏——是一部‘法’。”
“这张，”阿凯说，“我画了整整一个下午。它的脸，我明明‘看见’了，可一落笔，就模糊。像是它不想让我画清楚。”
“不想让你画清楚，”沈砚说，“是它不想留脸。”
“可它的轮廓，”阿凯说，“我认得。”
“你认得？”
“它的站姿，”阿凯说，“像导演。像那种站了很多年、站在镜头后面的人——双手垂着，下巴微抬，眼睛看着镜头，但不出声。”
沈砚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
“站了很多年，”他轻声说，“站在镜头后面，不出声——”
“像谁？”白露问。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他把那张画，收起来，叠好，放进口袋。
“像贺临川。”他说，“第一卷的胶片里，贺临川站在镜头后，就是这个站姿。”
屋里，安静下来。
“那这张画，”阿凯说，“是贺临川的虚影？”
“可能是。”沈砚说，“也可能，不是。可这张画，我要收着——它是一份证据。证据，总有一天，用得上。”
“用得上，”白露说，“跟谁对账？”
“跟‘管理者’对账。”沈砚说，“如果虚影，是贺临川的意识——那管理者，是谁？他是替贺临川管片场，还是——他自己，就是贺临川？”
“贺临川的虚影，”白露说，“在片场里走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想让人看见他。”沈砚说，“阿凯能看见，说明他‘想’被看见。可他不想被画清楚——他留了轮廓，没留脸。留轮廓，是让人认得出；不留脸，是怕人‘对’上。”
“对什么？”阿凯问。
“对账。”沈砚说，“脸，是正脸——正脸一露，转移计划就有目标了。他不露脸，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能认出他的人。”
“认出他的人，”白露说，“是谁？”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窗外，夜色里，二楼的窗，黑沉沉地立着。
“明天上二楼，”他说，“我们要找的，不只是陈默的旧账——还有这个答案。”
他把那张画着贺临川轮廓的纸，叠好，收进怀里，贴着那半枚戒指，放好。
“两份证据，”他说，“一份是脸，一份是身。等它们对上的时候——答案，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