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是在第三天下午，发现那幅画的。
前两个下午，她都在翻备忘录。第一天，她从头翻到尾，把每一页的字，都读了一遍；第二天，她反过来，从尾翻到头，把每一页的页码、折痕、水渍，都记了一遍。
“备忘录，”她跟沈砚说，“孤儿院的人，天天记。可记了这么多年，总该有，记漏的日子——漏掉的日子，就是出事的日子。”
“那，”沈砚问，“漏了吗？”
“还没。”白露说，“我再过一遍。”
第三天下午，她坐在窗边，翻到那本“最后一年”的备忘录，一页，一页，慢慢地，摸过去。
那天，沈砚把备忘录，交给她：“白露，你心细。这本备忘录，你再过一遍——看看，有没有咱们漏掉的地方。”
“行。”白露接过备忘录，坐在窗边，一页一页，翻。
她翻得很慢。每一页，都看两遍。看字，也看纸——看有没有夹层，有没有描过又被擦掉的笔痕。
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她停住了。
那一页，是空白的——不是撕剩下的空白，是一整页，干干净净的，一个字都没有。孤儿院的备忘录，不会留一整页空白。要么记错，要么——那页纸，本来，就不该空着。
白露把那一页，举起来，对着光。
“沈砚，”她喊，“你过来看。”
沈砚走过来。白露把那一页，递给他：“这一页，是空白的。”
“空白？”沈砚接过来，对着光看，“背面，有字？”
“不是背面。”白露说，“你仔细看——纸的纹理，不对。”
沈砚眯起眼睛。空白的纸页，对着光，隐约，能看见一些痕迹——不是字，是画。线条，很浅，像是用铅笔，画过，又被擦掉了。擦得，很用力，连纸的纤维，都磨起了毛。
“有人，”沈砚说，“在这一页上，画过画，然后，擦了。”
“擦得，这么用力，”白露说，“是怕人看见。”
“怕人看见，”沈砚说，“那，画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把那一页，平放在桌上，拿铅笔，侧着，在纸面上，轻轻扫了一遍。
铅笔的铅粉，落进纸纹的凹痕里。那些被擦掉的线条，慢慢，显了出来。
是一幅画。
画的，是两个人。两个小人，手拉着手，并排站着。左边那个，高一点；右边那个，矮一点。两个小人，都没有画五官——只有头，身体，手，脚。
小人周围，画着——火。
火焰，从两个小人脚下，一圈一圈，向上烧。火苗，画得很大，几乎，要把两个小人，吞进去。
“两个小人，”白露说，“手拉着手。”
“周围，”沈砚说，“全是火。”
屋里，安静下来。
“这是，”白露轻声说，“贺临川画的？”
“应该是。”沈砚说，“这一页，夹在‘最后一年’的备忘录里。能在这本备忘录上，画画的，只有孤儿院的孩子。”
“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白露说，“是——贺临川和贺临江？”
“是。”沈砚说，“火，在他们脚下烧着。可他们，没有松开手。”
“没有松开手，”白露说，“一个，都没有跑。”
“没有跑。”沈砚说，“画这幅画的孩子，画的，不是‘逃命’。他画的是——‘就算着火，我们，也拉着手’。”
白露的眼睛，有点湿。
“沈砚，”她说，“你说，贺临川搭这一场又一场的戏，是想让咱们，看见什么？”
“看见真相。”沈砚说。
“不止真相。”白露说，“你想想——他写档案，写日记，写备忘录，全是在讲‘事’：发生了什么，谁死了，谁错了。可这一幅画——不是‘事’。是‘心’。”
“心？”沈砚问。
“是。”白露说，“两个小孩，手拉着手，站在火里。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我怎么逃’——是‘我哥，还在我身边’。”
沈砚没有说话。
“也许，”白露说，“贺临川想让咱们知道的，不仅是真相——还有，他内心的柔软。”
“柔软？”沈砚说。
“是。”白露说，“他这一辈子，在人前，是个搭片场、定规则、让所有人替他赎罪的人。可他心里，一直住着那个，拉着哥哥的手，站在火里的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不是凶手，不是罪人——他只是一个，不想跟哥哥分开的孩子。”
沈砚看着那幅画，很久，没有说话。
“白露，”他最后说，“你说得对。”
他拿起那幅画，走到办公桌前，翻开第五页剧本的档案，在备注栏里，添了一行字：
“备注：备忘录空白页，铅笔暗画。两个小人，手拉手，立于火中。疑为贺临川幼年所画。白露注：‘他想让咱们看见的，不止真相，还有他内心的柔软。’”
他写完，合上档案。
“这一笔，”他说，“该记。贺临川写过的每一页，咱们都记了。他画过的这一笔，咱们，也不能漏。”
“沈砚，”白露说，“你说，他画这幅画的时候，有多大？”
“备忘录，”沈砚说，“是‘最后一年’的。那一年，贺临川，大概，十一二岁。”
“十一二岁，”白露说，“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画了两个手拉手的小人，站在火里。”
“是。”沈砚说。
“那，”白露说，“他画完这幅画，又把它，擦了？”
“擦了。”沈砚说，“擦得，那么用力。”
“为什么擦？”白露问。
“你小时候，”沈砚说，“有没有过一样东西——喜欢得不得了，可又不敢让人看见，就藏起来？”
“有。”白露说，“我小时候，藏过一只纸船。”
“纸船？”
“是我娘，”白露说，“留给我的。我不舍得让它沾水，就夹在书里。可我又怕奶奶看见，问我‘哪儿来的’——我就，把它夹得，很深。”
“那后来呢？”沈砚问，“那只纸船，还在吗？”
“不在了。”白露说，“搬家的时候，书，丢了。纸船，也跟着，丢了。”
“丢了，”沈砚说，“后悔吗？”
“后悔。”白露说，“后悔了，很多年。”
“贺临川，”沈砚说，“他擦掉那幅画，也许，也是这个道理。他舍不得哥哥——可他又怕，这份‘舍不得’，被人看见。看见了，就要问；问了，他就得说；说了——他就得，承认，他放不下。”
“放不下，”白露说，“他就一直，擦。”
“一直擦，”沈砚说，“擦了一辈子。可越擦，越深——深到，几十年以后，铅笔一扫，还能，显出来。”
“因为，”沈砚说，“他不想让人看见。他不想让人知道——他舍不得他哥哥。”
屋里，又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沈砚睡得，很早。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影城，还是白天。他站在主摄影棚门口，看见一个人，从摄影棚里，走出来。
那个人，穿着白衬衫，年轻，清瘦——是贺临川，年轻时候的样子。
贺临川走到他面前，站住。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沈砚，微微，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淡。可沈砚看得清清楚楚——不是照片上那种“空的”笑。是那种，像终于等到了什么似的，很轻的，笑。
沈砚想开口，问他。可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贺临川没有等他说话。他转过身，往摄影棚里走。走到门口，他又回头，看了沈砚一眼。
还是那句话——没有说出口。只是一个笑。
然后，他走了进去。摄影棚的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
“咔哒。”
沈砚，醒了。
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跳，有点快。
“贺临川，”他轻声说，“你笑什么？”
没有人回答他。
窗外，月光，照进屋里，白花花的一片。
沈砚翻了个身，闭上眼。可那个笑，一直，在他眼前，晃着。
“你，等到了什么？”他问，“还是说——你，终于，舍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