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的光，照进去，白露愣住了。
“这是——孤儿院？”
“是孤儿院。”沈砚说，“也不是。”
门后，是一间巨大的房间。屋顶，很高，横梁上，吊着一排排老式的钨丝灯，灯罩，蒙着灰，可灯管，一根都没断。
房间的布置，是一座宿舍——两排铁架床，床单，洗得发白；墙根，一排木柜，柜门，虚掩着；窗台上，摆着一只搪瓷缸，里面，插着几根干枯的野花。
“跟剧本杀第一夜，咱们看见的那间宿舍，”白露轻声说，“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沈砚说，“不是‘像’——是‘是’。”
沈砚没有急着翻箱子。他先绕着房间，走了一圈。
房间的另一头，有一扇小门——门板，是木头的，漆，早掉光了，露出底下的木纹。门框边，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三个字：“储物间”。
“储物间，”沈砚说，“剧本杀里，养父把贺临川锁进去的那间。”
“是同一间吗？”白露问。
“布景，是照着搭的。”沈砚说，“可这间——”
他伸手，推了推储物间的门。门，纹丝不动。门上，挂着一把锁——锁，是新的，铁皮上，一点锈都没有。
“新锁，”沈砚说，“在这么一间荒了几十年的地下室里，挂着一把新锁。”
“新的，”白露说，“那就不是贺临川留下的——是有人，后来挂上的。”
“后来，”沈砚说，“谁？”
他蹲下来，看那把锁。锁体上，没有任何标记——不是厂里出的标准锁，是手工打的。锁孔，是十字形的。
“十字锁孔，”他说，“配的钥匙，也是特制的。”
“带得走吗？”白露问。
“带不走。”沈砚站起来，“先记着。等把备忘录看完了，再来开这把锁。”
他走回床边，蹲下来。
他走到一张床边，摸了摸床沿。铁架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锈。床头，钉着一块小木牌，上面，用墨水，写着编号。
“甲字三号床。”他念道，“甲字四号床——五号——六号。”
他一路走过去，念过去，念到最后一张床，停住了。
最后一张床的床头，没有编号。
木牌上，刻着四个字：
“贺临江之床”。
屋里，安静下来。
“贺临江之床，”白露轻声念，“他，真的在这儿住过。”
“不止住过。”沈砚说，“你看——这张床，紧挨着贺临川的床。两张床，并排，中间，没有隔板。兄弟俩，是睡在一起的。”
“跟《兄弟》剧本里写的一样。”白露说，“‘两个男孩，睡在同一张床上。大的，搂着小的。’”
“是。”沈砚说，“这间宿舍，是照着那场火之前的孤儿院，搭的。搭得这么细——连床号，都刻上了——不是布景，是还原。”
“还原，”白露说，“贺临川，把孤儿院的宿舍，原样，搭在了办公楼底下？”
“搭在这儿，”沈砚说，“藏了这么多年，没人进来过。他搭它，不是为了给人看的——是为了，自己看的。”
他走到“贺临江之床”前，蹲下来。
床底下，塞着一只木箱子。箱子，是松木的，没上锁，箱盖，虚掩着。
他拉开箱盖。
箱子里，是一摞本子——大小不一，有的，是练习本，有的，是账本改的。封面上，写着年份，用钢笔，一笔一划：
“青溪镇儿童福利院·值班备忘录·一九八一”。
“备忘录，”白露说，“孤儿院的备忘录？”
“是。”沈砚拿起最上面一本，翻开，“孤儿院，天天要记的——孩子们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熄灯。谁生病了，谁挨罚了，谁被领走了——全记在这儿。”
他翻了几页。备忘录上的字，是圆珠笔写的，工工整整：
“四月三日。晴。上午，教唱新歌。下午，大扫除。晚，熄灯后，贺临川又尿了床，替他换了被褥。”
“四月三日，”白露说，“连孩子尿床，都记。”
“记。”沈砚说，“孤儿院，就是靠这一本一本备忘录，把日子，过下来的。”
他继续翻。一页一页，都是日常：吃饭、睡觉、扫地、唱歌、挨罚。孩子们的名字，隔几页，就会出现一次——贺临川，贺临川，贺临川。
“只有贺临川，”白露说，“没有贺临江。”
“是。”沈砚说，“备忘录里，只有贺临川。可‘贺临江之床’，就摆在这儿。”
“那，”白露说，“贺临江，到底在不在孤儿院？”
“在。”沈砚翻着备忘录，“你看这儿——”
他翻到某一页，手指，点在某一行的末尾。那一行，记的是：
“五月十七日。晚。孩子们玩游戏，‘兄弟交换身份’。”
“兄弟交换身份，”白露念道，“这是什么游戏？”
“你看后面，”沈砚说，“隔了几页，又出现了一次——”
他翻过去：
“六月二日。晚。‘兄弟交换身份’，又玩了一次。孩子们都分不清，谁是谁。”
“分不清，谁是谁，”白露说，“所以——他们，经常互换身份？”
“是。”沈砚合上备忘录，抬起头，“贺临川和贺临江，是孪生兄弟。他们从小，就玩‘交换身份’的游戏。今天，你当哥哥；明天，我当哥哥。外人，分不清他们。”
“分不清，”白露说，“那档案里，只有贺临川一个人的记录——会不会，是因为，他们俩，从小，就‘共用’一个身份？”
“共用，”沈砚说，“你说到点子上了。”
他站起来，看着那两张并排的床。
“外人，分不清他们。”他说，“所以，孤儿院的记录里，只有一个名字。今天，叫贺临川的，可能是哥哥；明天，叫贺临江的，可能是弟弟。谁是谁——只有他们俩，自己知道。”
“那，”白露说，“后来，影城里出现两个贺临川的影像——林薇小时候，看见的‘另一个贺临川’——”
“那不是贺临川的影子。”沈砚说，“那是贺临江。他们从小，就分不清——所以，贺临川长大了，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演哥哥，还是在演弟弟。”
“演哥哥，”白露轻声说，“演了一辈子。”
“演了一辈子。”沈砚说，“到最后，他自己，也分不清了。”
他站在那两张床中间，手电的光，在两张床上，来回晃动。
“贺临江之床，”他说，“贺临川之床。两张床，并排，睡了那么多年。一场火，烧掉了一张。”
沈砚没有回答。他转身，看向这间房间的天花板。
屋顶的横梁上，有一道焦黑的痕迹——从东墙，一直烧到西墙。那道痕迹，压在所有的灯管之上，像一道，抹不掉的伤疤。
“白露，”他说，“你看房梁。”
白露抬起头：“焦的。这儿，着过火。”
“着过火。”沈砚说，“这间摄影棚，不是‘照着’孤儿院搭的——它就是那场火，烧过的地方。”
“怎么可能？”白露说，“办公楼底下的地下室，怎么会是孤儿院？”
“影城，”沈砚说，“不是一天盖起来的。贺临川建这座城，用的料——有一部分，是从老孤儿院，拆过来的。”
“拆过来的，”白露说，“他，把烧过的孤儿院，搬进了自己家的地底下？”
“搬进来，”沈砚说，“藏起来。藏到他觉得，能回去的那一天。”
“可这一藏，”白露说，“藏了，几十年。”
“几十年，”沈砚说，“他以为，藏得越久，越能回去。可他不知道——藏得越久，越回不去。”
“烧掉了哪张？”白露问。
沈砚没有回答。他关掉手电，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备忘录里，”他最后说，“还有一本，是那一年的。那一年——火，烧起来的那一年。”
他低头，看着箱子里最底下那本备忘录。
封面上，没有年份。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被水洇过，模糊了：
“……最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