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里，比外面，还要暗。
一楼，是个大厅。地上，散落着几张椅子，一摞摞旧报纸，还有几本泡过水、又晾干、皱成一团的剧本。墙上，挂着一块黑板的残片，上面，还留着半行粉笔字，已经模糊得认不清了。
“这楼，”老周说，“荒了得有二三十年。”
“不止。”沈砚说，“你闻——这味道，是那种老胶片的味道。这楼，以前，是当过剪辑间的。”
“剪辑间？”白露说，“主楼的剪接室，不是现成的吗？”
“剪接室，”沈砚说，“是后盖的。影城最早，只有主楼和这座楼。贺临川刚起家的时候，剪片子，就在这儿剪的。”
他打着手电，沿着楼梯，往上走。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扶手，断了一截，墙角，结着厚厚的蛛网。
二楼。
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上的漆，已经起皮了，可门板上，钉着一块铜牌，擦一擦，还能看清上面的字：
“工作室”。
“工作室，”阿凯说，“贺临川的？”
“应该是。”沈砚伸手，推门。
门，没有锁。吱呀一声，开了。
屋里，一股更浓的纸味，扑面而来。
靠墙，立着十几只纸箱。箱子里，满满当当，全是稿纸——手写的，钢笔的，墨迹，有的已经发黄，有的，还清清楚楚。桌上，摊着一摞，压着一块镇纸；墙角，还有一只老式台灯，灯罩，裂了。
“这么多，”白露说，“全是剧本？”
“全是。”沈砚拿起最上面一摞，翻了翻，“手稿，都是手稿。贺临川的早期剧本，全在这儿。”
他一张一张，翻过去。剧本的封皮，有的写着《春雪》，有的写着《远行》，有的，只写了一个字：《灯》。
“这些，”他说，“都是没拍过的本子。”
“没拍过？”阿凯问，“为什么不拍？”
“不知道。”沈砚说，“有的，可能是因为没钱；有的，可能是因为——”他顿了顿，“——因为写完了，不敢拍。”
他翻着翻着，忽然，停住了。
箱底，压着一只牛皮纸袋。纸袋，比别的大一圈，鼓鼓的。袋面上，没有写字——只画了一扇门。
“门。”沈砚说。
他解开纸袋的绳扣，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摞稿纸。第一页，写着三个字，毛笔写的，墨色浓重：
《兄 弟》。
“《兄弟》，”白露凑过来，“讲什么的？”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他翻开第一页，往下读。
剧本的开头，是黑场。
“第一场，夜，孤儿院。”
“两个男孩，睡在同一张床上。大的，搂着小的。小的，做噩梦，喊：‘哥，哥。’大的，拍着他：‘在呢，哥在呢。’”
沈砚的喉咙，动了一下。
他继续往下读。
《兄弟》讲的是——两个兄弟，一起长大，一起学拍电影。大的，想当导演；小的，想当制片。他们约定，长大以后，要一起拍一部电影，比县里的电影院，还大。
“跟那盘录像，一模一样。”白露轻声说，“那间放映室里，两个男孩，画的那扇‘门’。”
“是。”沈砚说，“这个剧本，就是他们小时候，那个约定的，长大版。”
他接着读。
剧本的中段，两兄弟，长大了。哥哥，当了导演；弟弟，当了制片。他们一起，建了一座影城。可后来，两个人，因为一部电影，吵翻了。
“哥哥说：‘这部电影，我来拍。’”
“弟弟说：‘可钱，是我筹的。这部戏，得我来定。’”
“哥哥说：‘你定的，还是戏吗？’”
“弟弟说：‘你拍的，还是戏吗？’”
“两个人都没有让步。那部电影，最后，没有拍成。”
“电影没有拍成，”沈砚说，“兄弟俩，也散了。”
他往后翻。
后面几页，讲的是两兄弟，各拍各的。哥哥拍了一部又一部，可每一部，都像缺了什么；弟弟，则把影城，越做越大，可越大，越空。
“缺了什么，”沈砚念着剧本里的台词，“缺了一个，跟你一起拍的人。”
他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结局。
可结局，被人，撕掉了。
从“第三十六场”那儿，齐齐地，撕下一块。只剩下最后一张纸——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是空白的。
空白的下方，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
“兄弟和解。”
“结局，被撕掉了。”白露说，“只剩下，这一行字。”
“兄弟和解。”沈砚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是贺临川写的。”
“你怎么知道？”阿凯问。
“笔迹。”沈砚说，“那本笔记本上，贺临川的笔迹，我认得出。这行字，跟他日记里的字，一模一样。”
他拿着那张空白的最后一页，站在窗前。窗外，藤蔓的影子，斑斑驳驳，投在纸上。
“《兄弟》，”他说，“写的是贺临川和贺临江。可结局，他没有写。他写不出来了——因为他的兄弟，死在了火里。他这一辈子，都在等一个‘和解’的结局，可他自己，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白露说，“所以，他留着这页空白？”
“留着。”沈砚说，“他留着这页空白，是等着——有人，替他写。”
他又翻了翻那几只纸箱。箱子，大多是剧本手稿，可最底下那一只，装的，不是稿纸——是一沓发票，一沓合同，还有一本账簿。
“这是什么？”老周凑过来。
“账。”沈砚说，“影城最早那几年的账。”
他翻了翻。账簿上，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哪年，买了多少胶片；哪年，请了几个工人；哪年，搭了哪一座棚。
翻到某一页，他的手指，停住了。
那一页上，记着一笔支出，墨迹，比别的都重：“为《兄弟》一片，预留胶片款，六百元。”
“六百元，”白露问，“多吗？”
“那时候，”沈砚说，“够拍一部短片了。贺临川，给《兄弟》留过钱——可他，从来没有拍过这部片子。”
“留了钱，没拍，”老周说，“为什么？”
“因为，”沈砚翻到下一页，那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电影，拍不成了。”
再往后，账本，断了。再记起来，已经是三年以后——那三年，贺临川没有记过一笔账。
“三年，没有账。”沈砚说，“那三年，就是贺临江，死的时候。”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沈砚把账本，合上，放回箱底。
“这笔‘六百元’，”他说，“是贺临川这辈子，欠他哥哥的，第一笔账。”
他放下剧本，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世。
“我，从来没有兄弟。”他轻声说，“叔父没有孩子，我，是独苗。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有兄弟，是什么感觉。”
“可现在，”他说，“我好像，有一点明白了。”
“明白什么？”老周问。
“明白，”沈砚说，“贺临川为什么，把这座影城，留给我。他，没有兄弟了。他把他跟哥哥，没写完的故事，托付给了一个，没有兄弟的人。”
“托付给你，”白露问，“让你替他，写完‘兄弟和解’？”
“也许。”沈砚说，“也许，他等的，不是‘兄弟’——他等的，是一个能替他，把结局，补上的人。”
他把那摞《兄弟》的稿纸，小心地，放回牛皮纸袋，系好绳扣，抱在怀里。
“这本，”他说，“带走。”
“带走？”阿凯问，“带回主楼？”
“带回主楼。”沈砚说，“这本子，是贺临川的‘门’之一。门后是什么——咱们，慢慢看。”
他抱着纸袋，走出工作室。走廊里，光线，从破窗透进来，照着浮尘，一粒一粒，慢慢飘。
“沈砚，”白露在身后，忽然问，“你说，他等的，是‘兄弟’，还是‘和解’？”
沈砚停住脚步。
“都一样。”他说，“有兄弟，才有和解。他等的，是那个——能替他，跟过去握手的人。”
“那，”白露问，“那个人，是咱们吗？”
沈砚没有回答。他低头，看着怀里的纸袋，很久，才说：
“是不是，得等他把结局，撕给我们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