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头探索，从第二密室开始。
沈砚回到“西二”那间孤儿院。这一次，他没有再看床——他的目光，落在床边，那张书桌上。
书桌，是上一回，他没有留意的。桌面，蒙着灰，灰上，有一道新的压痕——像有人，刚把一样东西，从这儿，拿走过。
“谁动过书桌？”沈砚问。
没有人回答。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走到书桌边。桌面中央，压着一本日记——硬壳，布面，封皮上，没有字。
沈砚翻开日记。
第一页，字迹，很稚嫩：“今天，进了孤儿院。院长说，我六岁了。我说，我不记得我六岁。院长说，进了这儿，都从六岁算起。”
“从六岁算起，”沈砚轻声念，“贺临川，六岁，进的孤儿院。”
他往后翻。
日记，记得很碎。大多是流水账：今天吃了什么，今天扫了院子，今天又被罚站。沈砚一页一页翻，翻到第十七页，他停住了。
“今天，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叫小满。她说，她十一岁。她比我们大，可她愿意跟我们玩。”
“她教我叠纸船。纸船，放进水沟里，能飘很远。”
“院长说，小满不是孤儿。小满说，她是被寄养在这儿的，等家里人来接。”
“我问她，家里人来接的时候，你还会跟我玩吗？小满说，会。”
沈砚把这段，读了两遍。
“小满，”他轻声说，“十一岁，被寄养在孤儿院。”
他继续翻。后面的页，提到小满的地方，越来越多：
“小满今天给我带了半个馒头。她说，她不吃晚饭，省给我的。”
“小满说，我哥哥不在，她要替我哥哥，看着我。”
“我哥哥——”
沈砚的手，停住了。
“哥哥？”他自言自语，“贺临川，有个哥哥？”
他往后翻，想找更多。可日记里，提到“哥哥”的，只有这一句。再往后，小满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页，日期，是某年冬天。
“小满姐姐，三天没来。院长说，她被关起来了。我问为什么。院长说，不该问的，别问。”
“晚上，我听见，后院有哭声。”
日记，到这里，结束了。
沈砚合上日记，坐在书桌边，很久，没有动。
“小满，被关起来了，”他轻声说，“然后——出了那场火。”
他正想着，门口，传来脚步声。白露，站在门口。
“沈砚，”白露说，“我找到了一样东西。”
她摊开手。手里，是一条手帕——白色的，旧了，边角，绣着两个字。
“小满。”
“小满，”沈砚说，“你从哪儿找到的？”
“女仆室。”白露说，“东二，女仆室。手帕，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梳妆台上——可它上面，有血。”
“血？”
“血迹，”白露说，“已经干了，发黑。像是很久以前，沾上去的。”
“很久以前，”沈砚说，“不是今晚？”
“不是今晚。”白露说，“今晚的刀，没有血。”
她顿了顿：“沈砚，这条手帕上的血，可能是‘当年’的血。”
“当年的血，”沈砚说，“就是那场火里的血。”
“是。”白露说，“手帕，绣着小满的名字；小满，死在火里——这条手帕，可能是她的遗物。”
“遗物，”沈砚说，“为什么，会出现在女仆室？”
白露没有回答。两个人，站在孤儿院的门口，看着那条染血的手帕，各想各的。
走廊尽头，忽然，传来阿凯的声音。
“沈制片！白露姐！你们过来看——”
两个人赶过去。阿凯站在走廊尽头，面前，是一面墙。墙上的砖缝里，有一道极细的缝——不是砖缝，是一道门缝，被人用灰泥，糊住了。
“隐藏门，”阿凯说，“我刚才，贴墙走，脚底下，踩到一块松的砖。撬开砖，里面是空的——摸进去，摸到这道缝。”
“糊了灰泥，”沈砚说，“藏起来的门。”
“藏着，”阿凯说，“就说明，门后面，有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
他伸手，把那道缝，一点一点，掰开。灰泥，簌簌地落。缝越掰越大——门后，是一道向下的台阶。
“酒窖，”沈砚说，“东三，酒窖？”
“不是东三。”阿凯说，“东三的门，我进去过，是空的，只有几排空酒架。这道台阶，在东三的墙后面——是另一间。”
“另一间，”白露说，“没挂牌子的密室？”
“没挂牌子。”阿凯说。
三个人，顺着台阶，走下去。
台阶尽头，是一间屋子。屋里，没有酒。满墙，都是相框。
相框，几十个，一个挨一个，挂满了四面墙。每个相框里，都是同一张照片——同一个女孩，的剪影。
“剪影，”白露说，“看不清脸。”
“看不清脸，”沈砚说，“可看得出，是同一个人。”
“几十个相框，”阿凯说，“同一个女孩——谁这么挂？”
“一个，”沈砚说，“忘不了她的人。”
他走到墙边，拿起一个相框。相框背面，贴着一小片纸，纸上，写着一个日期。
沈砚把几十个相框，一一看过去。每个相框背面的日期，都不同——从某年，到某年，跨度，很长。
“这些日期，”白露问，“是什么？”
“是，”沈砚说，“同一个人的，每一年。”
他顿了顿：“有人，每年，给这个女孩，留一个相框——留了，几十年。”
“几十年，”阿凯说，“那这个人——”
“这个人，”沈砚说，“就是搭这场剧本杀的人。”
“等等，”白露忽然说，“沈砚，你把这几十个相框的日期，排一排。”
沈砚照做。他把相框，按背面日期，从早到晚，摆了一排。
摆完，他愣住了。
“最早的相框，”他说，“是火灾那一年。”
“火灾那一年，”白露说，“从火灾那年，到现在——一年一个，从来没有断过。”
“没有断过，”沈砚说，“搭这场戏的人，每年，都会回来，给这个女孩，留一个相框。”
“每年都回来，”阿凯说，“留了几十年？”
“几十年。”沈砚说。
“那，”阿凯的声音，低下去，“他对这个女孩，不是‘忘不了’——是‘放不下’。”
“放不下，”沈砚轻声重复，“放不下的人，会把她的‘死’，搭成一场戏，让后来的人，一遍一遍，去查。”
他顿了顿：“他放不下的，不是她的死——是他自己，在那场火里，做过的事。”
白露没有接话。她站在满墙的相框中间，看着那个女孩的剪影，忽然开口：“女仆室。”
“嗯？”
“小满，”白露说，“在孤儿院，是寄养的孩子。寄养的孩子，要帮工——孤儿院的杂活，都是他们在做。”
“帮工，”沈砚说，“所以，她住的，是女仆室？”
“是。”白露说，“女仆室，是她的房间。那条染血的手帕，绣着她的名字——那是她自己的东西，放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自己的东西，”沈砚说，“自己的房间——那她，不是‘客人’。”
“她不是客人，”白露说，“她是‘住在那儿’的人。”
“住在孤儿院，帮工的寄养女孩，”沈砚说，“比贺临川大五岁，叫小满——她在那场火里，死了。”
“她的死，”白露说，“跟贺临川有关。”
“有关，”沈砚说，“所以，贺临川把她，搭进了自己的第一场戏里。”
他回过头，看着那几十个相框。相框里，那个女孩的剪影，安安静静。
“第一个相框，”他轻声说，“是火灾那一年——那一年，他多大？”
他放下相框，从怀里，掏出预算表。预算表上，本卷的危险度，正在一点一点，往上爬。
“危险度，”白露问，“几级？”
“二级。”沈砚说，“现在，是二级。”
“二级，”阿凯说，“什么意思？”
“意思是，”沈砚说，“这场戏，最多，还能演两天。”
“两天，”白露说，“48 小时？”
“48 小时。”沈砚说，“48 小时之内，找不出真凶——全员，都醒不过来。”
他抬起头，看着满墙的剪影。几十个相框里，同一个女孩，安安静静地，望着他。
“小满，”他轻声说，“你到底，是怎么死的？”
相框里的剪影，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