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用了三天，把秦朗，查了个底朝天。
第一天，她托杭州的老同学，调了工商档案。第二天，她跑了一趟临安，翻了二十年前的建筑公司名录。第三天，她抱着一沓复印件，回到影城，摊在沈砚面前。
“沈制片，”她开门见山，“秦朗，有问题。”
“什么问题？”沈砚问。
“他名下，现在，有一家投资公司，‘远山资本’。”白露说，“可二十年前——他名下，没有公司。”
“二十年前，”沈砚说，“他才多大？”
“二十二。”白露说，“我查了他最早的工商记录：二十一年前，注册了第一家‘临安远山建筑工程队’，注册资金，三万。”
“三万，”沈砚说，“建筑队？”
“是。”白露说，“关键是，这家‘临安远山建筑工程队’——二十年前，承接过一个项目。”
她把一张泛黄的合同复印件，推到沈砚面前。
“半山影城，”她说，“一期工程，围挡、路基、排水——总包方，写的就是‘临安远山建筑工程队’。”
沈砚拿起合同，看了很久。
“秦朗的工程队，”他说，“建过影城？”
“建过。”白露说，“一期工程，工期十个月。合同上，总包的签字，是‘秦光’。”
“秦光，”沈砚说，“他本名。”
“是。”白露说，“二十年前，秦光，带着工程队，建了影城的路基和排水。工程完工之后，他注销了工程队——注册资金三万，注销的时候，账上，还倒欠八千。”
“倒欠八千？”沈砚说，“三年工钱？”
“不是三年，”白露说，“是‘尾款’。我算了算——一期工程，总价二十八万。影城，分三次付。前两次，付了二十二万。第三次，六万尾款——贺临川，没付。”
“没付，”沈砚说，“为什么？”
“合同上，有一行字。”白露指给他看，“‘尾款，待工程验收合格后，一次付清’。而验收单——贺临川，没有签。”
“没签验收单，”沈砚说，“所以，尾款，拖着。”
“拖着，”白露说，“拖到贺临川失踪。贺临川一失踪，这六万尾款——就再也，没人认了。”
“六万，”沈砚说，“二十年前的六万，不是小数目。”
“还有一件，”白露说，“您上回，让我查的‘临安灯具厂’——查出来了。”
“灯具厂？”沈砚说。
“那家厂，”白露说，“注销之前，股东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大股东，叫‘方德’——方德，后来，把股份，转给了‘远山资本’。”
“远山资本，”沈砚说，“秦朗的公司。”
“是。”白露说，“方德的股份，是五年前转的——正好，是影城那两笔假采购，出事的前一年。”
“前一年，”沈砚说，“钱，是先‘铺路’，再‘掏’的。”
“所以，”白露说，“灯具厂的抬头，不是随便印的。它，原本，就跟秦朗，沾着边。”
“所以，”白露说，“秦朗，跟贺临川，有‘旧账’——一笔，六万块的旧账。他二十年后回来，说他‘受贺临川之托’，这话，可信吗？”
沈砚放下合同，没有立刻回答。
“还有，”白露说，“贺临川失踪案，当年的卷宗，我托人，调了摘要。”
“摘要？”沈砚说，“能调出来？”
“只调到一个概要。”白露说，“卷宗里，列了几个‘关系人’——第一个，是贺临川的养子；第二个，是贺临川的合伙人；第三个，是‘工程承包商秦光’。”
“秦光，”沈砚说，“列在关系人里？”
“列了。”白露说，“卷宗上，他的备注是：‘承建影城一期工程，与失踪者有债务往来，案发后去向不明。’”
“去向不明，”沈砚说，“可他，一直，就在杭州。”
“二十年前，”白露说，“警方找不到他。因为他，注销了工程队，改了名字——‘秦光’，变成了‘秦朗’。”
“改名，”沈砚说，“是为了躲债，还是——”
“还是，”白露说，“躲‘关系人’这个身份。警方，找他问过话，要是他没改名字，问话，就会一直跟着他。”
屋里，安静下来。
“所以，”沈砚说，“秦朗这个人——二十年前，是贺临川的工程承包商，欠着他六万尾款的账；也是贺临川的养子？还是——他根本不是养子，只是‘承包商’？”
“报纸上说，”白露说，“贺临川的养子，姓秦，学了账。秦朗，姓秦，学的，也是账。”
“可，”沈砚说，“一个学账的养子，怎么会，先去干工程？”
“也许，”白露说，“养子，是‘名分’；工程，是‘活路’。贺临川，让养子去干工程，让养子，先挣到第一笔钱——养子，才能有本钱，回来，守城。”
“守城，”沈砚说，“又是‘守城’。”
他把白露带回来的资料，一份一份，收进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封面上，他写了一个字：
“秦。”
“这个袋子，”他说，“就是‘秦朗的拘票’。证据，在里头；什么时候用，我说了算。”
“不现在用？”白露问。
“不。”沈砚说，“他现在，还端着‘投资人’的架子。我要是现在揭他——他一句‘旧账已清’，就能翻过去。我要等他，自己踩到证据上，再收网。”
“那，”白露说，“这张‘拘票’，就先收着？”
“收着。”沈砚说，“钝刀子，割肉，才疼。”
当天傍晚，秦朗，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协议，走到沈砚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沈制片，”他进门，把协议，放在桌上，“这是我拟的一份‘合作补充协议’。您看看。”
沈砚翻开协议。条款，不长——可每一行，都扎眼：
“一、为保障影城经营稳定，投资人有权参与影城日常经营决策，包括但不限于：剧目立项、预算审批、人员任免。”
“二、投资人有权查阅影城全部财务原始凭证，不受时段限制。”
“三、上述权利，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秦先生，”沈砚合上协议，“您这，不是‘合作’——是‘分权’。”
“分权，”秦朗说，“也是合作。沈制片，缺口，还差三成。三成，是多少钱，您比我清楚。我，不能把钱投进来，却连账，都看不了。”
“账，”沈砚说，“您一直，在看。”
“看，和‘有权看’，是两回事。”秦朗说，“我要的，是‘写进合同’的权利。合同在，我投的钱，才睡得着。”
“要是，”沈砚说，“我不签呢？”
“不签，”秦朗说，“我也不勉强。可缺口，四十天，一天，都不会多。”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沈制片，您想清楚——我等的，不是您点头。我等的，是您，走投无路的那天。”
门，合上了。老周从隔壁，走进来。
“我在外头，听了半截。”老周说，“他那份协议——我粗粗一看，全是‘权利’，没有‘义务’。”
“看出来了。”沈砚说。
“合同，”老周说，“讲究‘对价’。他出钱，换经营权——这是‘对价’。可他这份协议里，他出多少钱，都没写。只写他，能管什么。”
“所以，”沈砚说，“这份协议，不是合同——是‘空头支票’。”
“他拿空头支票，”老周说，“来换真金白银的控制权？”
“是。”沈砚说，“他要的，从来不是‘出钱’——是‘说了算’。钱，他自己都说了，‘填缺口’而已。他真正要的，是‘城’。”
门，合上了。
沈砚看着那份协议，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协议，放进“秦朗的拘票”那个文件袋里。
“走投无路，”他低声说，“秦朗，你算错了一件事——走投无路的人，是不怕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