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沈砚，把秦朗，约进了会议室。
桌上，摆着一份协议。封面上，打印着六个字：“对赌合作协议”。
秦朗翻开协议，看了三页，抬起头：“沈制片，您这是——‘将计就计’？”
“不是将计就计，”沈砚说，“是‘明牌’。秦先生，您要控制权，我不同意。可您有一句话，说对了——缺口，得填。”
“所以，”秦朗说，“您想跟我‘赌’？”
“赌。”沈砚说，“赌期，四十天。赌注，是这样：四十天内，影城的月利润，达到您定下的指标——您，把您手里那笔钱，作为无息借款，注入影城，分五年还清，不收分毫。”
“要是我达不到呢？”秦朗问。
“达不到，”沈砚说，“我，把影城‘完整经营权’——不是所有权——抵押给您，为期两年。两年里，您管经营，我管拍戏。两年期满，我按市价，加两成，赎回。”
秦朗沉默了一会儿。
“沈制片，”他说，“这个赌法，您吃亏。”
“我知道。”沈砚说，“可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秦朗问。
“三条。”沈砚说，“第一，赌期内的每一笔账，双人复核——我的人，和您的人，各记一本，每天对账。”
“行。”秦朗说。
“第二，”沈砚说，“赌期内，影城的‘秘密区域’，不对外开放。您管经营——但您管不到，暗账房、老宅东厢、地下通道。”
“秘密区域，”秦朗说，“您留着？”
“留着。”沈砚说，“那些地方，是我的‘底牌’。底牌，不能露。”
“行。”秦朗说，“第三呢？”
“第三，”沈砚说，“协议，要请律师见证。双方，各请一位。见证律师，只认‘字面’——字面上写什么，就是什么。”
“律师见证，”秦朗说，“您信律师？”
“我不信您，”沈砚说，“也不全信律师。可白纸黑字，总比空口白话，牢靠。”
“那，”秦朗说，“违约金呢？”
“违约金，”沈砚说，“写十万。谁违约，谁赔。”
“十万，”秦朗说，“小。”
“违约金，是‘诚意’。”沈砚说，“不是‘代价’。真正要紧的，是后头两条。”
“哪两条？”秦朗问。
“争议，提交杭州仲裁委。”沈砚说，“不找法院。仲裁，快——四十天的赌期，经不起官司拖。”
“行。”秦朗说。
“还有一条，”沈砚说，“不可抗力。地震、暴雨、封城——账期顺延。城里的‘怪事’，不算不可抗力。”
“不算？”秦朗说。
“不算。”沈砚说，“这城里的怪事，是‘本分’。本分，不算天灾。”
秦朗看了他很久，忽然，笑了。
“好。”他说，“签。”
协议，是当天下午，签的。
沈砚请的律师，是杭州一家老所的合伙人，姓陆，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看合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秦朗请的律师，年轻些，姓许，戴一副金丝眼镜，全程，没怎么说话。
签完字，陆律师把两份协议，各留一份存档。他合上笔帽，对沈砚说：“沈先生，有一句，我作为您的律师，提醒您——”
“您说。”沈砚说。
“这份协议，”陆律师说，“赌注条款，写得清楚。可‘利润指标’这一条——没有写‘具体数字’。”
“数字，”沈砚说，“秦先生，待会儿，会定。”
“那就是，”陆律师说，“一个‘填空’。”他把协议，往前推了推，“沈先生，签合同的人，最怕的，不是‘空’——是‘空’留给别人填。”
沈砚，看着协议上，那处空白的“利润指标”，没有说话。
送走律师，秦朗，没有走。
“沈制片，”他站在会议室的窗边，“指标，我现在定——您听好：四十天内，影城月利润，达到‘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沈砚说，“嘉年华三天，净利润，六十八万。四十天，一百二十万——”
“是。”秦朗说，“翻一番。”
“翻一番，”沈砚说，“秦先生，您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
“一百二十万，”白露在旁边，低声说，“嘉年华三天，是六十万。那是‘开城’的红利——吃完了，就没有了。往后四十天，每天，要净赚三万。一个月，不歇气，才将将够。”
“账，”沈砚说，“我算过。”
“算过，”白露说，“那您还签？”
“签，”沈砚说，“因为‘不签’，连‘赌’的机会都没有。他出钱，是‘填缺口’；他不出钱，缺口，就永远在。我赌的，不是一百二十万——我赌的，是‘城’自己，挣钱的命。”
“绝路，”秦朗说，“才有‘生路’的写法。沈制片，我不是逼您——我是想看看，这座城，在‘绝路’上，能走多远。”
“您，”沈砚说，“是看戏。”
“是看戏。”秦朗说，“我赌的，不是您的命——是这座城的‘上限’。”
他拿起自己的那份协议，走到门口。
“四十天，”他说，“从明天起，算第一天。”
门，合上了。
沈砚独自，坐在会议室里。他看着协议上那个“一百二十万”，看了很久。
夜里，林薇，敲开了沈砚的门。
“沈制片，”她递给他一张纸，“这份协议，我抄了一份，逐条，看了。”
“看出什么了？”沈砚问。
“一条。”林薇说，“第十一条——‘赌期内，投资人有权查阅影城全部经营数据，含每日票房、票务系统后台、客流统计。’”
“这条，”沈砚说，“我看过。”
“您看过，”林薇说，“可您想过没有——‘全部经营数据’，包括‘票务系统后台’。后台里，不止有票房——还有‘票价设置’、‘优惠券发放’、‘闸机权限’。”
“闸机权限？”沈砚说。
“是。”林薇说，“秦朗，要是拿到后台权限——他改一张票价，改一个闸机口，咱们的‘利润’，就跟着他的手指头，走了。”
沈砚，握着那张纸，面色，微微凝住。
“您答应他，”林薇说，“‘每一笔账，双人复核’。可‘数据’和‘账’，是两回事。账，可以复核；数据，在他手里，改了就改——复核，也看不出。”
“所以，”沈砚说，“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林薇说，“协议里，漏了一条：数据权限，可以给——但票务后台的‘修改权限’，一天，都不能落在他手里。”
沈砚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
“林薇，”他睁开眼，“这一条，明天，我去补。”
“补得进吗？”林薇问，“协议，签了。”
“签了，”沈砚说，“可协议里还有一条——‘未尽事宜，双方协商’。‘数据修改权限’，就是‘未尽事宜’。”
“他，”林薇说，“会认吗？”
“他不认，”沈砚说，“我手里，还有一张牌。”
“什么牌？”林薇问。
沈砚没有回答。他打开抽屉，看了一眼——抽屉里，那只牛皮纸文件袋，封面上，写着那个字：
“秦。”
“牌，”他合上抽屉，“是最后打的。”
窗外，夜，深了。沈砚没有睡。他坐在桌前，铺开一张纸，写下了“四十天”的排期：
“前十日，《夜行探秘》短剧，立项、选角、开机。”
“中间十日，每周一个开放日——老宅、主棚、体验馆，轮着开。”
“最后十日，筹备‘隐藏场’——贺临川那部没拍完的戏，剪一版样片，放一场。”
“一百二十万，”他搁下笔，“不是一个‘数’。是四十天里，每一天，每一场戏，每一张票——加出来的。”
他吹熄灯，躺下。黑暗里，他听见窗外，影城的夜风，穿过老宅的檐角。
“四十天，”他在心里说，“秦朗——咱们，赌这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