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养伤那几天，票务，暂时由阿凯顶着。
阿凯，顶得住票务——可他顶不住“安全”。白露的安全表，是白露自己写的；每一条，背后，都是她踩过现场的判断。阿凯照着执行，行；让他自己补一条，不行。
“沈制片，”白露在电话里说，“我这儿，躺三天，够了。可往后四十天，光靠我一张表——不够。”
“你想找个人？”沈砚问。
“是。”白露说，“我想找个‘帮手’——不是场工，不是安保。是能替我，把‘票务、安全、预算’，三样，一起管起来的人。”
“这样的人，”沈砚说，“不好找。”
“不好找，”白露说，“也得找。我托了圈里的朋友——有一张简历，我看了，觉得合适。”
她报了一个名字。
“韩岳。”沈砚说，“这个名字，我没听过。”
“他是制片助理出身。”白露说，“跟过三个剧组，管过预算，也管过现场。上一部戏，杀青之后，公司解散了——他，闲了半年。”
“闲了半年，”沈砚说，“简历上，写为什么闲？”
“写的是，”白露说，“‘项目结束，合同到期’。我朋友说，这人，靠谱——就是，有点闷。”
“闷，”沈砚说，“不是缺点。做账的人，闷，才坐得住。”
三天后，韩岳，来影城报到。
他三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进门，先给沈砚，鞠了一躬。
“坐。”沈砚说，“简历上写，你跟过三个剧组——都散了？”
“散了。”韩岳说，“头两个，是项目结束，正常解散。第三个——”
“第三个怎么了？”沈砚问。
“第三个，”韩岳说，“制片人，卷了钱，跑了。一百二十万的缺口，留给了剧组。我，是最后一个，留下来，替他，把账，平完的人。”
“平完了？”沈砚问。
“平完了。”韩岳说，“账，平了。人，也散了。”
沈砚看着他的眼睛，说：“你，不恨他？”
“恨，”韩岳说，“可恨，不能当饭吃。我学到的，是——账，一定要‘自己看得见’。看不见的账，早晚，会咬人。”
“沈制片，”他说，“我叫韩岳。预算、票务、现场调度，都干过。”
“都干过，”沈砚说，“那，先干个‘小活’——影城这个月的账，你，三天内，对一遍。”
“三天？”韩岳说，“账，有多少笔？”
“上个月，嘉年华，加了采购和临时开支。”沈砚说，“单据，三百多张。”
“三百多张，”韩岳说，“两天。”
“两天？”沈砚看他，“你还没看过账本。”
“账本，”韩岳说，“我看一眼，就知道，有没有‘病’。”
沈砚，把账本，推给他。
韩岳坐下来，翻开账本，没有用计算器——他一支笔，一张纸，一行一行，往下走。头一天，他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傍晚，他把账本，合上了。
“对完了。”他说。
“对完了？”沈砚说，“两笔假账，你找出来了吗？”
“找出来了。”韩岳说，“一笔，是道具仓的‘老式壁灯’——四千八，采购单，是伪造的。一笔，是‘民国花砖’——三千五，供应商，是空壳。”
屋里，安静了一下。
“这两笔，”沈砚说，“我看了一个晚上，才看出来。你，两天？”
“账，”韩岳说，“有‘体检法’。先看‘异常单价’——壁灯，八百一盏，市场价，三百；再看‘异常数量’——六盏，仓库里，只有四盏的存放痕迹。单价，数量，对不上——账，就有病。”
“体检法，”沈砚说，“谁教你的？”
“没人教。”韩岳说，“亏吃多了，就学会了。”
沈砚，看着韩岳，很久。
“韩岳，”他说，“影城，不是什么好地方。这地方，账里，有鬼；现场，也有鬼。你要是怕——现在，还来得及走。”
“怕，”韩岳说，“就不来了。”
“那，”沈砚说，“留下来。工资，按月结；条件，是——影城的账，除了我，任何人，都不许给第二份。”
“明白。”韩岳说。
“还有一条，”沈砚说，“晚上，账房，不要一个人待太久。”
“为什么？”韩岳问。
“因为，”沈砚说，“账房里的东西，看多了，容易——做梦。”
韩岳，没有再问。
他留下来，住了下来。他住的是场工宿舍——最靠里的一间，窗子，正对着老宅的院墙。
头一个星期，他干得，很漂亮。
他给影城，列了一份“省钱清单”：灯光，换成LED的，一年省三万；道具采购，走集中竞价，省两成；夜场的保安，从六人，减到四人——错峰排班，省一万二。
“一万二，”沈砚说，“保安，减得下来？”
“减得下来。”韩岳说，“我排了班表——四个小时，一轮换。四个人，够。”
沈砚，没有立刻答应。他把清单，交给老周，说：“你，核一遍。他说得对的，用；不托底的，先放着。”
“你不信他？”老周问。
“不是不信。”沈砚说，“是‘试用期’。新来的刀，先磨一磨——削不削得动木头，得试了，才知道。”
第七天晚上，韩岳，在财务室，整理当月的票据。
票据，一堆一堆，码在桌上。他一张一张，分类、编号、录入。到深夜十一点，他翻到一沓旧单据——那是暗账房里，抄出来的，二十年前的账目复印件。
复印件，是白露，从暗账房带出来的，准备做“比对样本”。
韩岳，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最后一沓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那沓纸里，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卷曲。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座搭了一半的戏台上，手里，拿着图纸。男人的身边，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年轻人，穿着工装，袖子，卷到肘弯，正对着镜头，笑。
中年男人，韩岳不认识。可那个年轻人——
韩岳，摘掉眼镜，擦了擦，又戴上。
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这个人，”他低声说，“我见过。”
他看了看表——深夜十一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照片，敲开了沈砚的门。
“沈制片，”他把照片，递过去，“这张照片，夹在旧账里。我想，您，应该看看。”
沈砚接过照片，看了一眼，目光，停住了。
“这照片，”沈砚放下照片，“夹在哪一沓里？”
“旧账复印件，”韩岳说，“就是您说，要拿来做‘比对样本’的那一沓。页码，在第九十七张，和第九十八张之间。”
“九十七，”沈砚说，“你记得，这么清楚？”
“做账的人，”韩岳说，“记页码，是本能。这一沓，我按顺序，过了两遍——照片，不是‘夹在’里的。”
“不是夹的？”沈砚问。
“不是。”韩岳说，“单据，是订在一起的。照片，却夹在装订线的外头——像是后来，有人，把它‘塞’进去的。”
“塞进去，”沈砚说，“谁？”
“不知道。”韩岳说，“可我知道一件事——账里，不该出现照片。照片，进了账——要么，是夹错；要么，是有人，故意，让它‘被发现’。”
沈砚，重新拿起照片，看了很久。
“韩岳，”他说，“这件事，先不要，跟别人提。”
“明白。”韩岳说。
“你，”沈砚又问，“为什么，半夜，来敲门？”
“因为，”韩岳说，“照片上的人，我见过。上个月，他来影城，谈投资——我在门口，远远，看过一眼。那时候，他穿西装；照片里，他穿工装。”
“穿工装，”沈砚说，“那是，二十年前的他。”
“二十年前，”韩岳说，“穿工装，站在贺临川身边——沈制片，这个人，跟这座城的关系，比咱们想的，深得多。”
沈砚没有回答。他捏着那张照片，指尖，微微，用力。
照片上，年轻的秦朗，正对着镜头，笑。那笑容，跟今天会议室里，那个步步紧逼的投资人——判若两人。
“二十年前，”沈砚在心里说，“你站在贺临川身边，笑。二十年后——你回来，跟他的城，要账。”
“沈制片，”他把照片，递过去，“这张照片，夹在旧账里。我想，您，应该看看。”
沈砚接过照片，看了一眼，目光，停住了。
照片上的中年男人，是贺临川。而贺临川身边，那个穿工装的年轻人——
“秦朗。”沈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