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散了。
第三天夜里，游客走尽，场工清场，影城，重新安静下来。沈砚一个人，坐在财务室里，对着三天的账目，一笔一笔，核对。
账，是白露和小满，白天记的。每一笔，都有票根，有单据，有经手人签名。核对到凌晨两点，账，平了——总收，八十七万；总支，十九万；净利，六十八万。
沈砚把算盘珠子，归了位，正要合上账本，忽然，停住了。
有一笔支出，他没对上。
那是嘉年华第一天的账：道具仓，采购了一批“老式灯具”——鎏金玻璃罩的壁灯，六盏，单价八百，共计四千八。
四千八，不是大数。可沈砚记得，道具仓里的老式壁灯，是贺临川时代就有的，一直放在东厢的库房里。他上回查库，还见过——六盏，一盏不少。
“新买的，”沈砚自言自语，“那旧的呢？”
他翻开采购单。单子上，供货商写的是“临安灯具厂”，经手人，签的是“陈五”。
陈五——就是嘉年华第二天，无故消失的那个巡逻场工。
沈砚放下单子，去道具仓，数了一遍。东厢库房里的六盏旧壁灯，少了两盏。
“少了两盏，”他说，“新的，买了六盏。旧的，丢了两盏。”
他回到财务室，把账本，又从头，翻了一遍。这一回，他看得更细——每一笔支出，他都去货架前，对了一遍实物。
凌晨四点，他找出了第二笔：老宅西厢，采购“民国花砖”一百块，单价三十五，共计三千五。花砖，买了，可西厢的地面，还是老砖——一百块新花砖，一块，都没铺上去。
沈砚捏着两张单子，在财务室里，坐了很久。
他叫来小满，查采购系统的录入记录。
“两笔单子，”小满敲着键盘，“都是当天凌晨录入的。一笔，凌晨一点四十；一笔，凌晨两点零五。”
“凌晨？”沈砚说，“财务室，夜里，不上班。”
“是。”小满说，“录入的账号，是财务复核的公共账号——可登录的设备，不是财务室的电脑。IP，走的是一台，没登记过的设备。”
“没登记过，”沈砚说，“能查到在哪儿吗？”
“查不到。”小满摇头，“对方，用了跳转。我只能说——这台设备，是‘移动的’。今天在城南，明天，可能就在城北。”
“移动的，”沈砚说，“意思是，有人，拿着这台设备，走到哪儿，录到哪儿。”
“是。”小满说，“沈制片，这笔账，不是‘漏记’——是有人，刻意，绕过了所有登记。”
“刻意，”沈砚说，“好。越是刻意，越说明——这两笔钱，有问题。”
“这两笔，”他说，“一笔，是‘买了东西，东西没了’；一笔，是‘买了东西，东西没到’。钱，出去了。货，对不上。”
“这两笔——是‘暗账’的缺口。”
第二天清早，沈砚把两张单子，放在老周面前。
老周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说：“这两笔，不是我批的。”
“我知道不是你批的。”沈砚说，“采购单上，经手人，是陈五。可陈五，只是一个巡逻场工——他哪来的权限，批四千八的灯具？”
“权限，”老周说，“采购单，要两道签字：一道，采买人；一道，财务复核。我看了看——这道‘财务复核’，签的是‘秦’字。”
沈砚一愣。
“秦？”他说，“秦朗？”
“秦朗，”老周说，“他上个月，说要‘协助影城规范财务’，往财务室，送了一个印章。我当他是好意，没拦。”
“印章，”沈砚说，“在他手里？”
“在。”老周说，“财务室的抽屉，他有一把钥匙。”
沈砚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
“秦朗的印章，”他说，“盖在采购单上。采购单，经手人是陈五。陈五，嘉年华第二天，失踪。旧壁灯，少了两盏；新花砖，一块没铺——”
“这笔钱，”老周说，“从影城的账上，出去了。可货，一样，没进影城。”
“钱去哪儿了？”沈砚问。
“账上，”老周说，“写着‘采购’。账本上，它是‘支出’——是‘成本’。成本越高，利润越低。”
“利润越低，”沈砚说，“缺口，越大。缺口越大——”
“他就有理由，”老周说，“接管影城。”
屋里，安静下来。
“可我不明白，”老周说，“他这么干，图什么？他手里那笔钱，能填缺口。他一边，往缺口里，灌水；一边，又端着水，说‘我可以帮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不是多此一举。”沈砚说，“他要的，不是‘填平缺口’——是‘缺口’，永远，由他填。缺口越大，他的筹码，越大。”
“那，”老周说，“咱们怎么办？”
“把这两笔账，”沈砚说，“记下来。单子，拍照，存底。别声张——看看他，下一笔，什么时候，再出手。”
当天傍晚，影城公告栏上，那张“规则告示”，更新了。
告示上的字，变了：
“利润缺口，降至三成。时限，四十天。收益与风险成正比——风险，已在账上。”
“三成？”白露看着告示，“昨天，还是四成。怎么，一夜之间，降了一成？”
“因为，”沈砚说，“有人，替咱们，把‘风险’记在账上了。”
“谁？”白露问。
“陈五。”沈砚说，“他买的两批货，钱，出去了。可告示，把这两笔‘支出’，算成了‘风险’——风险，摊进成本里，账面上的缺口，反而，小了。”
“这，”白露说，“不是好事吗？”
“账面上，是好事。”沈砚说，“可账本底下，是两笔‘消失的钱’。告示，替消失的钱，打了掩护——城，以为自己在好转。人，却在往城底，掏窟窿。”
“那，”老周说，“这四十天——”
他话没说完，白露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手机。
“我按采购单上的电话，打给‘临安灯具厂’，”她说，“电话，是空号。”
“空号？”沈砚说。
“我又查了工商登记，”白露说，“临安，确实有一家灯具厂——可它，五年前，就注销了。这家厂，现在，没有‘批发壁灯’的业务。”
“注销五年，”老周说，“单子上，却印着它的抬头？”
“单子，”白露说，“是假的。印章，是私刻的。”
“私刻的章，”沈砚说，“盖在影城的采购单上。章，从哪儿来？”
“采购单的抬头、格式，”白露说，“跟影城正式的，一模一样。做这张单子的人——手里，有一份影城的‘空白单据’。”
“空白单据，”沈砚说，“只有财务室，有。贺临川时代，也有一套——锁在暗账房最底层的柜子里。”
“暗账房的单据，”老周说，“你上回，开狮头印的时候——看过？”
“看过。”沈砚说，“我数过，那套空白单据，应该在。可现在——我怀疑，它少了。”
“少了多少？”白露问。
“记不清。”沈砚说，“我当时，没数那么细。明天，我再去一趟账房。”
“再去，”白露说，“钥匙——”
“钥匙，在我手里。”沈砚说，“狮头印，也在。”
“那，”老周说，“这四十天——”
“四十天，”沈砚说，“不是给咱们的。是给‘掏窟窿的人’的。”
窗外，天色，暗了下来。公告栏前，没有人。那张更新过的告示，在风里，微微，翻着角。
沈砚站在财务室的窗前，看着那张告示，很久，没有动。
“陈五，”他在心里说，“你到底，是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