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老周说，“影城最早的那批老人里，还在世的，就剩他了。”
“他多大年纪了？”沈砚问。
“七十三。”老周说，“贺临川生前，他是场务。影城刚建那几年，他跟着贺临川，一砖一瓦，都见过。”
“那，”沈砚说，“请他，来一趟。”
张叔，是第二天上午，到的。
他个子不高，背，有些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棍。进门，先不坐下，站在门口，把影城，看了好一会儿。
“变了，”他说，“都变了。”
“张叔，”老周迎上去，“您坐。这些年，影城，是变了不少。”
“是变了，”张叔坐下，“可那棵老槐树，还在。”
“在。”沈砚说，“张叔，您喝茶。”
张叔接过茶，喝了一口，才看向沈砚：“小周说，你有事，要问我？”
“是。”沈砚说，“张叔，您跟着贺老，做过场务——影城这些年的地基、墙体、管道，您，都见过？”
“都见过。”张叔说，“我年轻那会儿，跟着贺老，跑工地。哪儿挖的坑，哪儿砌的墙，我都知道。”
“那，”沈砚说，“老宅东厢底下，有一间暗室——您，知道吗？”
张叔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
“东厢底下，”他慢慢放下茶杯，“你们，找到了？”
“找到了。”沈砚说，“一扇铁门。密码锁，刻着‘贺临川生忌’四个字。”
屋里，安静下来。
“生忌，”张叔重复了一遍，“贺老，把自己的‘生忌’，刻在门上……”
“张叔，”沈砚说，“那扇门后面，是什么？”
张叔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我，”他说，“只进去过一次。”
“一次？”老周问。
“是。”张叔说，“那是影城刚建好的第三年。有一回，贺老让我，往老宅东厢，送一箱东西。他说：‘送到东厢，搬到底下。’”
“底下？”沈砚问，“您，进去了？”
“进去了。”张叔说，“东厢墙角，有一块青砖，是活的。掀开砖，底下，是一道铁梯。我搬着箱子，下去，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一扇铁门前。”
“铁门，”沈砚说，“门上，有什么？”
“门，”张叔说，“没锁。贺老，就站在门口。他接过箱子，没让我进去。他只说了一句——‘老张，这儿的东西，是影城的命。你，当没看见。’”
“当没看见，”沈砚说，“您，就没进去？”
“没进去。”张叔说，“贺老的话，我听。他说当没看见——我就当，没看见。”
“那，”沈砚说，“那扇门里面，是什么？”
“我不知道。”张叔说，“可有一回，贺老喝多了酒，跟我提过一嘴。”
“提什么？”
“他说，”张叔说，“‘影城，有两本账。一本，在明面上，给人看的；另一本，在底下，给自己看的。’”
“两本账，”沈砚说，“明账，暗账。”
“是。”张叔说，“他说，暗账，他锁在地下。钥匙——不靠门锁。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沈砚问。
“他说，”张叔说，“‘得用，创始人的私章。’”
“私章？”沈砚说，“贺临川的私章？”
“是。”张叔说，“他说，那是建城的时候，他专门刻的。一枚铜章，章面，刻着一头狮子——‘狮头印’。他管它，叫‘开城的钥匙’。”
“狮头印，”沈砚重复，“开城的钥匙。”
“可他说，”张叔顿了顿，“那枚印，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
“找不回来？”老周问，“丢了？”
“说不准。”张叔说，“贺老后来，没再提过那枚印。可我记得，有一回，账房老王，跟他说笑：‘贺总，你那狮头印，可得收好。那可是，城里的‘钥匙’。要是丢了，这座城，可就开不了门了。’”
“贺老怎么说？”
“贺老说：‘钥匙，不在锁上。在——用得着它的人手里。’”
“用得着它的人，”沈砚重复了一遍，“张叔，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懂。”张叔说，“可他那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印，是死的；人，是活的。印，落在‘用得着’的人手里——门，才开得了。”
“落在，”沈砚说，“用得着的人手里。”
他想起自己怀里的制片人徽章——第五卷，那枚徽章，打开过办公楼下的铁门。
“影城的‘钥匙’，”他想，“从来，不止一把。”
“不知道。”张叔说，“他说完那句话，就没再提。后来，他失踪了。那枚印，也就，再没露过面。”
屋里，安静了很久。
“张叔，”沈砚问，“您，还记不记得，那枚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哪儿？”
张叔想了想，摇头：“不记得。我只记得，贺老，有一回，把玩过它。他管它，叫‘兽纹戒’——不是印章的形状，是一枚戒指。戒指面上，刻着一头狮子。”
“戒指，”沈砚说，“兽纹戒指。”
“是。”张叔说，“他说，那是他爹，留给他的。建城那会儿，他拿它，当‘印’用——签合同，盖账本，都用它。”
“签合同，”沈砚说，“盖账本。”
他忽然，想起什么。
“老周，”他转头，“影城的库房里，是不是，有一批‘老遗物’？贺临川留下的那些，没人动过的东西？”
“有一批。”老周说，“道具仓最里头，堆着几只箱子——都是贺临川的旧物。这些年，没人清理过。”
“走，”沈砚站起来，“去看看。”
道具仓最里头，果然，堆着五只旧木箱。箱子上，落着厚厚的灰。
沈砚和老周，一只一只，打开。
第一箱：旧剧本。第二箱：旧账本。第三箱：旧照片。第四箱：旧戏服。第五箱——
第五箱，是空的。箱底，只有一层灰。
灰里，有一个圆形的印痕——像是，有什么东西，曾经，放在那儿，放了很久，然后，被人，拿走了。
“第五箱，”沈砚蹲下来，看着那个印痕，“原来，是放‘印’的。”
“被人拿走了？”老周问。
“拿走了。”沈砚说，“可拿走的人——是贺临川自己，还是别人？”
他站起来，看着那只空箱子，很久。
“兽纹戒指，”他轻声说，“狮头印。开城的钥匙。”
“它，在哪儿？”
窗外的天，阴了。道具仓里，光线，暗了下来。
沈砚站在那只空箱子前，影子，拉得很长。
“贺临川，”他在心里说，“你把钥匙，藏得，比门，还深。”
“沈制片，”老周说，“那枚戒指，会不会，根本不在城里？”
“在。”沈砚说，“贺临川说过——‘钥匙，在用得着它的人手里’。他要是把印带走了，他不会，留这句。”
“那，”老周说，“在谁手里？”
“不知道。”沈砚说，“可咱们，可以查。”
他蹲下来，又看了看那只空箱子，然后，把另外四箱，重新，翻了一遍。
旧剧本，旧账本，旧照片，旧戏服。他翻得很细——连箱底、箱缝，都没有放过。
“没有。”他最后站起来，“四箱，都翻遍了。没有戒指。”
“那，”老周说，“戒指，真被人拿走了。”
“拿走了。”沈砚说，“可拿走的人，要是‘用得着’的人——他，早晚，会带着它，回来。”
他走出道具仓，站在院子里，看着天。
“张叔，”他在心里说，“你说，‘印，是死的；人，是活的’。那，那枚‘活的印’，现在，在谁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