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号，礼拜四，下了一天小雨。
物流园的停车场在纸厂老门原来的位置，地上划着白线，一格一格，停满了半挂车。当年门卫室所在的地方，是三号和四号车位中间那条过道，过道边上还剩一截老墙根，砖缝里长着草。
林默下午五点就到了。右手还好使，他拿右手把两只折叠凳从邵军店里提过来，摆在过道上，一只朝东，一只朝西。中间放一只倒扣的纸箱。半挂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头看他，看了一会儿，缩回去睡了。
邵军没来。中午林默出门的时候，邵军在折叠桌后头记账，头也没抬，说了一句：“那一行，我没卖。”林默问他为什么，他说没人出够价。
那张声明对折着，在他贴身的衣兜里。蓝皮夹子搁在凳子边。
六点，右手沉下去了。他把它搁在膝盖上，拿左手腕压着，不让它滑下去。离十二点还有六个钟头。
六点半，顾荣的面包车开进停车场，停在三号车位边上，车灯关了。
他下了车，从副驾上抱下来那只钟，罩子擦干净了，白底黑字，两根针停在差五分十二点的位置。
“门卫要了荣记一张欠条。”顾荣说，“明早七点前还回去，摔了算我的。”
“你写欠条了？”
“写了。”顾荣说，“我爸那两千八，二十年没要回来，我今天倒欠出去一只钟。”
“你不用来的。”
“我来还钟。”顾荣说，“明早七点，我得把它送回去。你要是走了，我找谁要。”
他把钟放在纸箱上，摆正了，没走，回到车里坐着，把座椅放倒了一半。
七点，苏晚晴来了，没进过道，在停车场门口的岗亭边上站着，手里拿一把伞。岗亭里的保安出来问了两回，她说等人。
八点多，段姐也来了。她没跟林默说话，拎着一只保温壶，在岗亭旁边跟苏晚晴站在一块儿，站了一会儿，把壶递给她。苏晚晴接了，没喝，冲过道这边看了一眼，雨丝在路灯底下斜着飘。
林默坐在朝西那只凳子上。
面板上那一行，三天了，一直挂在那儿：
【任务：10月18日24:00前，让这份文书的签字栏签上字。】
【文书：代销点《清算情况声明》。签字栏印着林建国。】
二十年前，父亲坐在这儿，也是这一行。坐到十二点，没签。
他也不签。他等的那个人，到现在还没来。
严说了去。严说过的话，严认。可严另有一句：钟别拿来。钟现在就在纸箱上，白底黑字，停着。严要是看见了，会不会掉头走，他不知道。
他把左手搁在纸箱边上，指头离那只钟一寸，没碰它。
钟停着。他还没给它上弦。他要等严坐下了，当着严的面上。
十点，严没来。十一点，严没来。岗亭那边，苏晚晴把伞换到另一只手里。
十一点二十，物流园的夜班经理带着两个保安从办公楼那边过来了，手电筒的光在半挂车之间晃。
“谁让你在这儿的？”经理五十来岁，穿一件反光背心，“这是车道，半夜要进车。”
“我等一个人。”林默说，“过了十二点就走。”
“过了十二点？”经理看了看那两只凳子，看了看纸箱上那只钟，“你这是干什么？上坟？”
林默没答。手电筒的光打在他脸上，他眯着眼，没躲。
“走。”经理说，“不走我报警。派出所离这儿十分钟。”
“不用报。”林默说，“江北的严总让我在这儿等，等十一点半那趟车。你不信，打江北调度，问今晚那趟车上坐的是谁。”
经理盯了他一会儿，拿出对讲机，让岗亭往江北调度打电话。岗亭那边回过来，对讲机沙沙地响：“调度说了，严总在车上，十一点半进。”
经理的手电筒往下垂了垂。他又瞅了瞅林默，瞅了瞅那只停着的钟，报警的话没再提，嘴里嘀咕了一句“江北的人”。
话音没落，停车场门口进来一辆车，车灯打得很亮，是江北的厢式货车。过道口横着一辆面包车，货车过不去，按了两下喇叭。
顾荣抱着胳膊靠在面包车门上：“我车坏了，挪不动。”
经理走过去，拿手电筒照了照车头，照了照车门上的「荣记」两个字，掏出本子，把车牌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
“荣记。”他说，“往后这个园区，你的车别进了。”
顾荣看了他一眼，没争，上车，打着了火，把车倒到边上去了。
苏晚晴在岗亭边上喊了他一声。顾荣摇下车窗，冲她摆了摆手，没说话。荣记每个礼拜三进这个园区拉纸边，拉了六年，经理本子上那一行记下去，往后他得绕到城北的纸厂去拉，一趟多跑二十里路，价钱还要低一截。他把车停稳，熄了火，人没下来，隔着挡风玻璃看着这边。
十一点半，正点。副驾的门开了，下来的是严。他没开那辆尾号六十八的车，一件旧毛衣，头发让雨打湿了，贴在额头上。他看了看林默，又看了看倒到边上的那辆面包车，没说话。
经理把本子揣回去，带着两个保安往外走，走出十几步，回头喊了一句：“明早六点以前，车道得空出来。”
严没回头：“空得出来。”
严站在过道上，看着那两只凳子，又回头瞅了一眼那辆面包车。
“车坏了？”他问顾荣。
“坏了。”顾荣在车里说，“往后也进不来了，坏不坏都一样。”
“坏得好。”严说，没笑。他走到朝东那只跟前，坐下了，坐得很直。
“你让我来，”他说，“是借我这张脸。”
“借了。”林默说，“记在我账上。”
“你账上记了多少了？”
“数不清了。”林默说，“你那个小本子上，比我记得全。”
严把毛衣兜里的小本子掏出来，没翻开，又揣回去。
严的眼睛落在纸箱上那只钟上。
“我说过，别拿来。”
“我说过，这一条不答应。”
“你拿它来干什么？它停了十年。”
“十年前是老蔡让它停的，还是它自己停的？”
“我不知道。”严说，“我没问过。老蔡那个人一辈子嘴紧，你问他，他也不说。”
“它停在哪儿，就让它从哪儿走。”林默说。
他把左手从吊带里拿出来。纱布底下的手背还是红的，指头上的泡瘪了，结了一层硬皮。他拿拇指和食指去捏钟背后的发条钥匙，捏住了，拧。拧一下，疼得他牙关咬紧，停一下，再拧。
严看着他拧，没伸手。苏晚晴在岗亭那边往前走了两步，段姐拉住了她的胳膊。
拧到第七下，钟走了。嗒，嗒，嗒。秒针从它停着的地方往前走，走得一点不急。
“它走的不是今晚的钟点。”严说。
“我知道。”林默说，“你那一行的十二点，准是准的，那是你的。我爸看的是这只，今晚我也看这只。”
“这只再走几分钟，就到十二了。”
“到了它的十二，还没到你那一行的十二。”林默说，“中间这一截，你当年坐在这儿，看着他过的。今晚你再看一回。”
严没再说话，转过头去看那只钟，看秒针一格一格地走。
十一点三十八，雨大了一点。
停车场门口，苏晚晴往旁边让了一步。一个老太太打着一把黑伞，从岗亭边上进来，走得很慢，伞骨有一根是修过的，拿铁丝缠着。
是母亲。
段姐看了苏晚晴一眼，苏晚晴摇了摇头。保安想拦，段姐上前一步，把保安挡住了。
林默看着她走进来。他不知道她会来。没人告诉过他，十八号夜里她会出门。
母亲走过那一排半挂车，走到老墙根跟前，站住了。她看着那条过道，看着过道上的两个人，看着纸箱上那只走着的钟。
严站起来了，站得很快，凳子腿在水泥地上刮了一声。
母亲没看严。她走到朝西那只凳子跟前，把伞往林默头顶上一倾，倾了一会儿，雨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
她一句话也没说，嘴唇抿着，眼睛看着那只钟。
然后她把伞收拢，靠在凳子腿上，转身往回走，走到岗亭那儿，没回头，出去了。
林默没叫她。他张了一下嘴，又合上了。她不认得他，叫了，她要怕。他坐着，看着靠在凳子腿上那把伞，伞尖底下汪着一小摊水。
顾荣在面包车里说了一句，声音很低：“我拉货这些年，十八号夜里，常看见一个老太太打着伞在这儿站一会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
严没坐回去。他站在朝东那只凳子旁边，看着母亲走出去的方向，站了很久。
十一点四十一分，面板上的。钟上的时针和分针并到了一块儿。
没有响。那只钟不打点，就是两根针叠在一起，嗒，嗒，往前走过去了。
林默看着它走过去。面板上那一行还在，没动。他那一行的十二点，还没到。墙上那只的十二点，已经过去了。
中间这一截，二十年前有没有，有多长，往哪边差，他不知道。
“你爸那天晚上，”严开口了，“墙上的钟到了这儿——”
“别说。”林默说。
严停住了。他张着嘴，那半句话就停在那儿，没往下落。
“你不想知道？”
“想。”林默说，“今晚不想。你那一半，今晚不换。”
严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坐了回去。他把湿了的头发往后捋了一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跟林默隔着那只纸箱。二十年前他坐在旁边，今晚坐在对面。
雨小了。顾荣把车窗摇上去一半，又摇下来，探着头往这边看。岗亭那边，段姐把保温壶的盖子拧开，倒了一杯，递给苏晚晴，苏晚晴没喝，捧着，眼睛一直没离开过道这边那两个人。
十一点五十一分，面板上的。
林默拿右边的肩膀顶着纸箱，把衣兜里那张声明掏出来。右手不听使唤，左手只能拿两根指头捏，捏着纸边，一点一点展开，铺在纸箱上，钟的旁边。
签字栏空着。林建国三个字，针式的点子清清楚楚。烧焦的那一角不在这一张上，这一张是整的。
他又从兜里摸出那支黑杆钢笔，放在声明上，笔夹朝上，推到了严面前。
“你的笔。”他说，“唐姐让我还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