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郑耀先没有回家，而是换上便装，去了渝中区临江路。
那里住着六个目标中最可疑的一个——代号“川崎”，化名王建国，公开身份是药材商人。根据宫庶白天的跟踪记录，王建国下午去了朝天门码头取包裹，回来后在屋里待了两个小时，然后出门吃了一碗面，又回去了。生活规律得不像一个刚抵达重庆的日本人。
“六哥，他住那栋楼二楼，窗户朝街。”宫庶蹲在巷子口的阴影里，指了指前方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灯亮着，还没睡。”
郑耀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望远镜，对着二楼窗口看了看。窗帘拉了一半，能看到一个人影在桌前坐着，像是在写什么东西。桌角放着一个黑色包裹，应该就是下午从码头取回来的那一个。
“里面还有别人吗？”郑耀先问。
“没有。他一个人住，房东说房租按月付，不要收据，不问邻居。”宫庶顿了顿，“这种人，九成九有问题。”
“你守在这里，我上去看看。”
“六哥，太危险了。”
“他一个人，我应付得来。”郑耀先把望远镜收好，“如果我进去后半小时没出来，你再带人冲。”
宫庶还想说什么，但郑耀先已经起身走向了楼门。楼梯间很暗，没有灯，郑耀先摸着墙上了二楼，找到王建国的房门。门是老式的木门，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他侧耳听了听，里面有翻纸张的声音。
他伸手敲了敲门。
里面的声音停了。几秒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些谨慎：“谁？”
“查水表的。”
“今天白天查过了。”男人没有来开门。
郑耀先没有退却，又敲了两下：“白天那个人漏了一家，让我补查。”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年轻男人的脸，二十七八岁，戴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看到郑耀先，愣了一下：“你是查水表的？怎么没穿制服？”
“今天休息，临时帮同事跑一趟。”郑耀先笑了笑，自然地往门缝里挤了挤，“麻烦让我看一下水表，在阳台对吗？”
男人还没来得及拦，郑耀先已经侧身进了屋。客厅不大，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书架，墙角堆着几个药材箱子。桌面上摊着一本账本，旁边是那个黑色的包裹，已经打开了，里面露出的不是金属制品，而是一台无线电台。
王建国的脸色变了，手往身后摸。
“别动。”郑耀先的声音很轻，但语气不容置疑，“王建国，还是应该叫你川崎？”
王建国的手停在半空中，僵了几秒，然后慢慢放下。他盯着郑耀先，眼神从警惕变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复杂：“你是军统的人？”
“郑耀先。”
王建国脸上的表情凝固了。这个名字在重庆的日谍圈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他抓了山本一郎，端了‘樱花’小组，破了齐耀明的内鬼网。没有日本特务听到这个名字不心惊。
“你知道我是谁，那就省事了。”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我们聊聊。”
王建国没有坐，而是靠在桌边，手放在桌面上，指尖微微颤抖：“你想聊什么？”
“聊你来重庆的任务。是谁派你来的，来了多少人，任务目标是什么。”郑耀先的语气像在聊天气，“你说了，我可以向戴局长求情。不说，你桌上的电台就是铁证，光这一样就够枪毙你三次的。”
王建国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几声狗叫，远处的江面上有一艘轮船鸣笛，声音悠长。他终于开口：“我不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送信的。”
“送信？什么信？”
“山本一郎临死前留了一封信，藏在武汉。我是来取那封信，送回东京的。”王建国的声音很低，“我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我只是个信使。”
“信在哪？”
“在武汉，我还没来得及去取。”
郑耀先盯着他看了几秒，判断他话里的真假。山本一郎死后，确实没有人能找到他留下的最后一张底牌。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封信，那里面很可能写着他没有来得及交代的事情，或者另一个棋子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不想死。”王建国抬起头，“我来重庆三天，每一步都在你们的监视下。我知道跑不掉。所以，如果我配合你，能换一条命吗？”
郑耀先站起来：“那要看你的配合，能换来多大的价值。”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王建国，“武汉的信，我去取。你在这段时间里，帮我们把其他五个人的底细交代清楚。等你交代完了，我们再谈条件。”
王建国点了点头。
郑耀先推门出去。楼道里很黑，他一步一步下着楼梯，心里转着一个念头——山本一郎在武汉藏了一封信。这封信，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张牌，也可能是他最后的一个陷阱。不管是哪种，他都得去看看。